今天是我国著名词典学家、词典编纂家、翻译理论家张柏然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张先生是国内译学和词典学研究领域的大师。他一生勤勉，笔耕不辍，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张柏然先生主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应立足传统和自身，放眼当代和西方，并坚持翻译本体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相结合、科学性和人文性相结合的原则。 他十分强调双语词典编纂要有自主原创性，主张在汉语语言文化语境下编出适应英语学习者和工作者需求的英汉双语词典。他认为，仅仅跟在作为蓝本的英语单语词典的后面亦步亦趋是断乎不成的。他主张词典编纂要充分利用语料库，并身体力行，主持创建“南京大学英汉语料库”以及“英汉双语词典计算机编纂软件系统”。2004年他主编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正是这种理论认识的产物。这部英汉词典无论在词目的选择、释义、例证和对现代英语实际运用的描述方面，还是在编纂手段的现代化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为当代英汉词典的编写提供了典范。 本期推介的文章是青年学者对张柏然先生的访谈。这也是张先生留给《外语研究》最后的遗产。
中国术语翻译研究探微
——张柏然教授访谈录
陶李春1，2 张柏然 1
（1.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2.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03）
摘 要：鉴往知来，梳理中国术语翻译史不但有利于掌握中国术语翻译的发展脉络，而且能够从丰富的翻译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前我国术语翻译理论建构和术语规范化应用提供借鉴。在当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术语翻译已经紧密结合信息技术，术语管理应运而生。张柏然教授结合自身四十年的翻译理论与教学的经验，对术语、译名、术语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大数据时代下的术语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解读与阐发。
关键词：术语；译名；术语翻译；术语管理；大数据时代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16）02-0072-04
张柏然教授是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退休教师，在翻译学和词典编纂研究等领域成果丰硕，曾结合英汉语料库及自编的计算机双语词典编纂系统，主持完成编纂《新时代英汉大词典》。
回溯中国翻译史，翻译事业从古代、近代的精英翻译演变为大数据时代的术语管理与大众翻译。如何深入理解术语，如何有效开展术语翻译理论与实践？张教授结合自身四十余年的科研教学经验，梳理了中国术语翻译实践中的核心问题，阐发了时代需求和历史条件对术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作用与影响。本文是我们对中国术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相关问题的探讨，供译界同仁参考。
陶李春（以下简称陶）：张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中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史，术语翻译实践也源远流长。从佛经翻译到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再到五四前后的西学翻译，乃至今天的全方位、多领域的翻译实践，许多新概念、新名词、新术语应运而生。请问您怎样理解术语这一概念？
张柏然（以下简称张）：的确如你所说，中国术语翻译实践丰富，汉语表达和中国文化都在此过程中得到时间的淘洗、历史的检验，并愈发增强了表现力和张力。术语，虽然更多的是在科技领域里面，如果说语言关系还存在一对一对的关系，就仅仅局限在科技技术领域里面。不能乱翻，是一一对应的。matter 就是物质的意思，不能翻成其他的东西，不然要乱的。但这种一对一对的对应关系好而又少，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多义的。那么在文学翻译和社科翻译里面，对于一个词的理解放在不同的上下文是不同的，no context，no text。放在一定的上下文，翻译是不一样的。在字典里，labor 的翻译不是那么容易，放在具体的句子里面，不是都能用“劳动”来替代的。但是在工程技术里面，在多数情况下是一定要重复使用的，不能这里这么翻，那里那么翻，那句子的标准性何在？这个标准化，如果在工程技术领域，是存在着，但是在社会科学，尤其在文学艺术领域就不可能。
其实术语翻译也是如此，术语翻译在某种程度就是复述原来的话。在《中国科技术语》杂志的封面上有句名言，“没有术语，没有知识”（There is no knowledge without terminology.）。人们在创造知识的同时创造了术语，这是同步进行的，不存在前后的因果关系。如果说一定要强调出一个重要性，细究起来，就是没有知识何来的术语。首先有了知识才有术语，不然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语言文化发展到今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作为相应的领域，术语更多的恐怕还是存在于科学技术领域里面，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广义的来说，都有术语，包括文学艺术里面也有，但科学技术领域里面的术语更多的是单一性。有争议也是很少的。比如，laser 这个术语，“镭射”，是一个英译，后来钱学森把他翻译成“激光”，现在汉语里通用激光这个术语。
佛经也属于术语领域，“禅”“菩萨”“不二法门”等等。还有明清科技翻译，五四前后的西学东渐。非常奇怪的一点，后面严复的翻译，为什么他的《天演论》后来逐渐被淘汰了，我认为应该在他那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去理解这些问题。因为当初我们所谓的文化是一个精英文化，什么是精英文化？和我们现在理解的不一样。严复所处的时代，文盲、半文盲属于大多数，只有少数一些人掌握文化知识，（这些人）就是文化精英。他们的翻译是否能被广大群众接受呢？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大众文化程度的提高，西方的，尤其是日本的一些词汇可以直接借用，我们现在熟悉的 “干部”“经济”等词语就是从日本来的，这是面向大众的大众文化，所以比较流行。这一点还是要从我们的社会文化根源里面、文化背景下去理解这些问题。
这方面我们国家做得还是很有成就的。冯天瑜、沈国威等历史、语言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整理和挖掘了许多具体的文献，并有著述问世。
陶：中国翻译实践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您觉得是否可以从历史出发，结合明清科技翻译、五四前后的西学翻译等术语实践去总结术语翻译的经验教训，探寻术语翻译的规律呢？
张：术语的理论研究不单单是对术语的研究，和我们语言学研究紧密相关。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杜绝人云亦云。学习西方固然有其道理，但不能盲目。相比而言，语言学、翻译学等领域，包括术语翻译研究，我们都比较滞后。我们过去不认为术语是一门学问，到现在才逐渐被大家承认和接受。无论如何，我们将术语和翻译结合起来开展研究是可行的。10 年前我指导的一名博士生论文，就是围绕 logic 一词的翻译展开（高圣兵 2008），这本身就是术语翻译的研究范畴。
“以史为鉴、以人为本”，王秉钦（2004）教授在他的专著中就系统梳理了从古至今的中国翻译思想发展脉络，为人们去挖掘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术语翻译实践提供了导向。佛经翻译、明清科技翻译、西学翻译等等这些翻译实践活动都创建了许多新概念、新名词，生成了许多新术语。
西方译论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毕竟是基于西方文化中相近语言之间的翻译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对于我们中国翻译实践固然有参照价值，但也会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不能丢掉传统中宝贵的东西，不能遗忘中国翻译史上智慧的闪光，不能不充分考虑中国翻译实践的特殊性，比如中西文化差异、中英语言差异之悬殊所带来的翻译难度与复杂性，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积极应对的。
就术语翻译而言，丰富的术语翻译实践为术语翻译规律的探索提供了原材料，也是我们研究人员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当然可以从历史出发，探索中国术语翻译的理论建构。
陶：一直以来，国内出版的部分专著和教材中，时有提及西方翻译研究的派别之说，而中国传统译论尚没有派别的划分。术语翻译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否有必要基于术语学、历史语义学和文化研究等方面，也进行学派的划分，并据此展开细致的研究呢？
张：其实西方也没有什么学派，所谓的学派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总结出来的。文化学派，目的论，这是一个论点，翻译没有目的还翻什么呢？我们过去根本就没谈到，没有正式的作为一个论点来谈，在过去，目的论也有，翻译是有目的的翻译。上次在交大开国际会议，蒙娜·贝克第一个发言，她讲述了“governing theory”，并举了个例子，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事，在报纸上登出后，有的认为是 martyr（烈士），有人认为是 victim（受害者），她在那大讲特讲，讲了很多。其实我认为很简单，可以进行简要分析，受众的立场不同，理解和表达的感念取舍、轻重自然有别。当然，西方的学者也有感悟式的翻译经验总结，但也善于扬弃，长此以往，往往容易整合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不像中国传统译论往往疏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系统挖掘，派别观念显得模糊。
理论相对滞后，不是说我们没有学派，而是没有去总结学派，西方的流派是我们总结出来的，或者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其实国内有学者做过很好的梳理，比如前面提到的南开大学王秉钦教授写过《中国二十世纪翻译思想史》，就很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传统译论思想及其经纬。就术语而言，当然更多的可能还有科技术语，严格来讲，社会术语也许还有参考价值。你刚才讲的管理学，也可以说是社会科学，而人文是人文，这很难把它说成是一个科学。这个领域里边，尤其是文学艺术，也许是人们的创造性发挥的最大的一个领域。如果这个“liberal”也来个整齐划一的术语，那我请问他的艺术性何在，创造性何在？
同样一个词语放在不同的上下文他的翻译完全不同。比如 smile，不痛快的 smile、阳奉阴违的 smile，在不同的上下文，它的意义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这个规律性由语境来，即“No context, no text”。在专业领域里面（special field），matter 就是物质，不能译作其他，尤其在技术领域。在翻译科学领域，有些也可以，但毕竟它的应用面很窄，只有在相对领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有些意义是不能被划定的，这是人们的思维最活跃的一个领域，是没有任何疆界的，人们的思想自由驰骋的。你可以这么翻，他也可么那么翻，很难说谁是谁非，孰优孰劣，就看放在什么上下文里面。恰到好处，这才是它的真谛。在这个领域里面，它和整个社科文化是血肉相连的，你要单独分出来，撕裂开来，谈何容易。术语翻译没有必要刻意进行学派划分，学派是自然形成的。当然，术语翻译可以通过结合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范式来展开。努力做出成果，丰富我国译学研究才是硬道理。
陶：近代中国翻译思想家严复曾提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可见术语翻译之难，译者用心之良苦。然而，令人扼腕的是，严复翻译的译名接受效果不佳，绝大多数都被和制汉字取代。请问您怎样看待严复译名的去留问题？
张：在这个领域应该考虑到有很多社会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东西我们国内是否能够存在？即使我们简单地以翻译方法论来看，按照严复这样的翻译，哪个出版社敢出版？况且我们也没那个水平，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严复翻译作为一个历史的翻译实践来讲的话，肯定有它的价值。其实从佛经翻译到近代严复翻译都有一定价值。语言也好，翻译也好，都属于社会文化，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现在是大众文化，而精英文化是象牙塔里的东西，很难被开发出来。严复译名的去留主要还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从文言文向白话文演变，科举考试退出历史舞台，大批青年学生赴日留学等等这些大的历史潮流给和制汉字译名提供了有利条件。而相比之下，严复的译名过于典雅，音译不在少数，因此普通受众接受起来的确有困难，这样一来，自然严复的大多数译名难以流传。
当然，译名去留是关于接受和传播的问题。严复译名本身还是有很多研究价值，也是严复翻译思想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严复译名来反观近代西学翻译中的现象与问题，也可用来考察严复的翻译实践与译名思想等等。
陶：无论词典编撰和翻译研究，越来越多的要与大数据时代的背景相结合，如何处理信息技术来指导翻译实践、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呢？处理好“道”与 “技”的关系，“学”与“术”的关系呢？毕竟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是一个新玩意，从传统来讲，我们接受信息技术，接触大数据也不过十余年。
张：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进入大数据时代，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哲学基础。归根结底，哲学的根源在于追求事物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那什么叫大数据（big data）呢？四个 V，一个 C（Variety，Volume， Velocity，Vitality，Complexity），体现了事物之间的相关性。过去传统的数据使用还是小范围的，我们过去不是不利用数据，以前叫 small data，现在叫 big data。我们过去追求的因果关系在大数据中就不存在了，因为非常庞大。现在的数据单位常见的有 PB （petabyte），一个 PB 相当于 22.5 万张光盘。一个 PB 的 mp3 可以放两千个小时，这样的数据很大。
这里面就有一个大问题，所谓“道”与“技”这个提法还是我们传统观念上的“道”与“技”，所谓“道”，里面就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我们现在突破了这个。大数据时代只讲事物的相关性，而不追求他的因果性，那这两者如何融合，有待进一步探究。关联性和因果其实也是有关系的，但毕竟是不同的两个类型，从哲学基础来说，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这么大的数据量，内容非常庞大，在这种情况下，内容本身也非常杂，有因果吗？只能找到某个事物与另外事物的关联性，不是纯粹的因果。如果要侧重的话，这两大类别如何借用，还要年轻人去突破。“道”与“技”之间存在一个因果关系。现在，比如“有道”就是大数据，就是在网络上自然英译提取和知识抓取，把相关的材料全部抓起来了，这也是一种大数据。这里面就包括翻译，翻译也是可以的，machine translation（机器翻译）发展到今天应该说还没有多大进展。那么现在集中进行大数据就是一个办法，网上抓取，提供多种可能性给你，你可以选择，这就是所谓大数据。数据大的我都无法想象。
陶：在大数据时代，词典编撰、术语管理、翻译已经从纸质手稿到语料库，再到大数据，整个行业领域正逐渐完成信息化办公、网络共享和协同翻译。从实践到理论研究都在不断地随着时代的脚步在改变，这是一种新的趋势。
张：这些概念，包括一直到现在的大数据，其实是一种方法论的革命，哲学基础的改变。这个变革不仅仅是方法论的变革，这个变革对人们的观念形态起着非常大的冲击，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原来不完全一样，出发点、思路都不一样。毫无疑问，这个冲击力是非常之大的，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方法、操作、手段，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也是科技对咱们这一领域的改变。这个平台现在都在搞，具体到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当然更多的是语料库。交大胡开宝、北外王克非老师等都做得很好，成果较多。未来大数据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影响我们的翻译，语言服务、本地化技术被提出水面，这里面牵涉到的面很广。
陶：大数据时代，翻译理论与实践均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这样一来，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对我们今天的翻译思想及行为方式有何指导意义？
张：答案是肯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具有当代的价值和意义。
历史学家钱穆（2010）指出：“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今天，我们对自己的传统翻译理论不仅需要这种温情与敬意，更需要认真梳理总结，撷英取精，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译论成为当代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元素，促进中国翻译理论的健康发展。
中国翻译传统批评的诗性特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评理论形态的生命人格化；二是批评的想象性、类概念的审美范畴以及经验归纳；三是批评言说方式的诗意审美性。自觉地挖掘、批判中国传统翻译批评的诗性智慧，促进优秀传统翻译艺术和批评理论资源再生，赋予其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传统译论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带有具象性、比喻性、感悟性、经验性的特征，其内涵不像西方译论的抽象概念那样确定、清晰、单纯。它并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它把各个个别要素在感悟中综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是具有许多规定的丰富的总体。诸如“志”“神”“气”“气韵”“风骨”“意境”等等，都是多种意义的综合，体现出理论向度的多维性，给审美观照以丰富联想和生发的天地。人们根据自己在翻译实践中的所悟所得，从不同的维度来运用这些概念、术语，活跃着主体的实践性和主体性。
中国传统翻译美学诗性智慧的内在精神与价值指向，在于维护人的自然感性和生命力量，保持和肯定人的最本真的存在状态，以实现审美的生存境界。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诗性智慧主要不是展示美的现象域的规律、构成与特征，而是展示与美的存在域有关的人学依据，展示关于生命的诗化性或诗化人生的理论，展示中国人实现审美生存超越与从事翻译艺术创造的内在规则与奥秘。
中国传统翻译美学不是从天人二分而是从天人合一的角度，不是从理性追问而是从诗性追问的角度，不是从对象性而是从非对象性的角度，不是从思与世界的对话、思与神灵的对话、思与科学的对话而是从思与诗的对话的角度，不是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认识行动、把握方式之一而是从把审美活动作为人类根本性的生命活动、超越性的生命活动的角度，不是从说可说的现实世界而是从说不可说的超越性境界的角度，不是从外在的超验的终极价值而是从内在的超越的终极价值的角度，不是从追问“有”而是从追问“无”的角度去考察审美活动与美学学科的本体内涵。西方当代美学的“诗化”倾向与中国传统翻译美学“诗性智慧”的内在契合，对当代翻译美学本体理论的发展和建设有重要启示。
“诗性智慧”作为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传统和精神，也许更贴近生存的本相和意义的领域，也许能给无根的翻译美学和形式化的翻译美学，提供一种返本开新的未来可能性。
总之，译论的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现代化决不是消灭传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是译论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中国译论的现代化存在于中国译论家的持续创造之中。创造是对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译论的超越。
陶：术语翻译实践丰富，但是关于术语相关研究的理论建构还很滞后。请问出现这一现象有哪些原因？中国术语翻译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可以如何着手？张：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可是快餐文化下能潜心做学问的却不多了。现在很难找到以前时代的精英，傅雷、钱钟书等等这样的人。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我们今天的译者或迫于客户的时间要求，或因为坐不住冷板凳，往往翻译质量不保。其次，我们的外语教学也亟需改革。我们不少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不能自如地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查查我们的教育大纲，包括考试大纲，现在还是一个通用教学，还是基础教学，还是通用英语教学（EGP，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专业英语教学（ESP，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很薄弱。现在大学教学应该是 ESP 占主导地位而不是 EGP，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大纲还是在讲这个打基础。按照过去，民国时期，当时的教育大纲中高中时就要解决 8000 词汇量，而我们现在读到了大学都到不了 8000 词，这个标准是该调整了。
至于术语翻译理论的建构与发展，我的观点还是很简单，要注重自我，还要向外借鉴。要知道外语的一些理论，过去我们也不熟悉，主要我们没有深究。我们做学问的习惯有待改进。从中国经典中结合，再结合西方的，贯通中西，融合古今。关键还是要怎么做好这个融合的工作。中国文人、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实际上都是道家的思想，包括我们中国的书法，都是道家的思想。刘宓庆（2007）的《文化翻译论纲》等专著均有比较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上个世纪，北京外研社出版了很多中国翻译的论选。这些都是很好的探索，也为今后术语翻译理论的建构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1]高圣兵. 2008. Logic 汉译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刘宓庆. 2007. 文化翻译论纲（修订版）［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3]钱穆. 2010. 国史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4]王秉钦. 2004.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陶李春，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术语翻译。张柏然，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词典学。
本文转自：外语研究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