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的中心，很多人都会想到北京。诚然，这里有中国最好的电影学院，有数不清的电影公司，有国内最浓厚的迷影氛围。
但是，在距离北京不远的山西，有人说，这里才是中国导演的梦工厂，因为这里“出产”了一众有分量的导演，何平、曹保平、贾樟柯、宁浩、韩杰、米家山……
山西从来不是异乡
到汾阳，一下火车，听到尾音扬起、带一点古意的方言，我竟然觉得很熟悉。
地处太原盆地西缘、吕梁山的东麓，汾阳这座小城以“汾酒”闻名，是导演贾樟柯的家乡。这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贾樟柯，但看过他电影的却不多。
1998年，贾樟柯创作了一小段文字：“1997年，山西汾阳。小武是个扒手，自称是干手艺活的。他戴着粗黑框眼镜，寡言，不怎么笑，头时刻歪斜着，舌头总是顶着腮帮。他常常抚摸着石头墙壁，在澡堂里练习卡拉OK，陪歌女枯燥地轧马路，与从前的‘同事’、现在的大款说几句闲言淡语。他穿着大两号的西装，在大兴土木的小镇上晃来晃去。”
这是电影《小武》的开头。
由此，贾樟柯参与了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时代，而这是他借由对家乡的怀念以及记述，得以完成的。
自贾樟柯以后，中国又迎来了好几位重要的山西导演。
2003年，宁浩还没有钱拍商业片，他自编自导自摄，总共花了4万元成本弄了一部《香火》出来，致敬老师韩小磊。
《香火》的主角是一个和尚。
寺庙佛像倒塌了，和尚需要筹3000元修葺佛像，在走访佛教科和文物科的路上屡屡碰壁。他决定化缘筹钱，却在半路上被警察抓进派出所。在那里，和尚遇到几个被抓进来的风尘女子，她们愿意帮和尚的忙。后来和尚在路上遇到一个正在谈对象的小伙子，一个一心救治患病妻子的丈夫。因为与这些向命运索求安慰的人的相遇，和尚做起了算命的行当，最后卖掉自己的念珠，筹齐了钱，回到寺庙，却看到寺庙即将被拆的消息。
宁浩还在老家念中专的时候，就有一个和尚朋友。跟这个朋友的朝夕相处，让他意识到和尚僧侣这个身份在当时的社会里处在一个世俗化而相对尴尬的境地，于是他写了这个故事。
接着，曾经在《三峡好人》中担任副导演的韩杰，在2006年拍摄了自己的长片处女作《赖小子》，全片在他的家乡孝义取景。
《赖小子》以一次打人事件开端，煤矿公子溜溜遭到混混小四的袭击，溜溜和两个好友喜平、二宝找小四寻仇，将对方打得奄奄一息；得知小四有可能身亡，他们三个踏上逃亡之旅。这部电影也受到了贾樟柯电影构建方式的影响——平视个体的经历，联系社会现实，以至时代。
《赖小子》
韩杰后来回忆起这部处女作，认为这个故事满足了他“人生实践中缺失的一部分人性意识，具体来说就是暴力和反叛……以及虚实交杂的乡愁”。
韩杰生于1977年，在他的少年时期，煤窑是一个重要的成长背景，整整一个时代的复杂生态，都因此产生。
煤矿，几乎是山西的名片，它让这个古老而闭塞的省份开始狂飙。与韩杰同时代的很多年轻人，在其中度过了混乱失序的青春。
再后来，韩杰去东北拍《Hello！树先生》，尽管口音、地域都不一样了，但依然在讲煤矿的事，树先生就是煤矿人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
同一时期，以《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为独立电影界熟知的导演杨瑾，在2004年花费不到1万元拍出了《一只花奶牛》。当时，他的长片处女作电影的主角，叫“杨晋生”。2007年山西稷山女导演王晶又拍了一部《街口》，在山西戚县的一所高中的小混混帮派当中铺开叙事，同样有着残酷青春的底色。
在北京，我去找韩杰，跟他聊了有关处女作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山西导演的处女作都在家乡取景，并带有自传性质？
与韩杰同时代的一批导演生长于DV时代，这是第六代中国导演的时代，也是中国独立电影兴起的时期。
独立制作，则意味着最大程度不受资方限制，电影作者能够比较自由地抒写。但与此同时，没有体系规模的资金支持，也使得导演必须寻求最便宜的制作方式。
从家乡取景，是因为成本可控。从身边的见闻当中寻找第一个故事，韩杰认为，这是一种创作规律。
韩杰对电影的兴趣，源于父亲给他买的一台凤凰牌相机，以及当时在山西县城常见的录像厅。
录像厅是一代人的影像启蒙，作为一个时代意象，它在贾樟柯的电影中也常被调用。
韩杰很早从山西出来，没有在山西完整度过自己的青春期，但他仍然认为，自己在山西完成了早期重要的一些审美训练。
山西早期对外交通不便，在文化传承上比较稳定，韩杰是在非常具有沉淀感的文化氛围中成长的。
山西是一个古建筑大省，那些保存良好的寺庙、祠堂、大院，让韩杰从小就注意到了自然环境与人文布局之间如何关联。韩杰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进入山西的建筑，在其中穿梭，赋予了他早期的空间感；如何观赏一个建筑，也成为他最早的关于摄影取景和构图的训练。
山西平遥古城是众多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
在空间中把握时代，成为这一批在山西拍摄处女作的导演之间的重要共性；他们互为补充，记录下山西的历史截面。我们作为观众，正是从这批导演的影像当中，习得了山西的口音，对华语电影来说，山西从来不是异乡。
文脉与影脉的切磋
“山西的文化有一种连续性”，在记者与韩杰的交谈中，他特别提到了山西文化的代代传承。这或许与山西的交通有关系。
相比自己的两个邻居陕西和河南，山西被太行山、吕梁山、黄河围困其中，交通上更为闭塞。
地理上的封闭性，反而让这个地方能够诞生独特而固定的艺术形象，并且，封闭聚集的农耕生活，还让山西人勤思，就像韩杰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是游牧式的生活，可能很多文化就在交流中散失掉了，但是人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就会不断地思考自身”。
明朝在太原南部兴建永祚寺，凌霄双塔又叫“文笔双峰”。双塔矗立，形似毛笔，开掘水库，犹如“墨池”。
山西太原永祚寺双塔
有民间说法，修建这些建筑，是为了振兴文运。韩杰觉得这种说法很有趣，这种重视文化的氛围或许给了当地人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山西出人才，也许某种程度是一个玄学的结果”。
山西是有文脉的，这一文化传承特点也影响了与这片土地相关的电影创作。
山西的电影起步很早。1935年，山西第一家专营电影机构西北影业公司在太原成立。公司成立以后，上海联华电影制片厂导演石寄圃和演员郝恩星、剧作家宋一舟担任骨干，设演艺人员训练班，教授“电影拍摄术”“表演术”“化装术”之类。
训练班有30多个学员，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演员学员，在来到电影公司之前入过狱、当过老师，屡次因为在课堂上传播进步思想被捕，流浪十年，颇富传奇色彩。
这人就是赵树理。
他最终没有成为一个电影演员。1943年，赵树理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采风时，根据当地一场命案创作出小说《小二黑结婚》，掀起“小二黑热”。同一时期，山西涌现了一批以本土生活为主要题材、笔触贴近群众的作家，他们因为“接地气”的写作意识而被称为“山药蛋派”。
1952年，“山药蛋派”作家马烽得知贾家庄成立了一个农业合作社，卷起铺盖来到了这里，从此扎根。1956年起，他担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并兼任汾阳县委书记处书记，还在贾家庄度过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创作时期。
1959年，他创作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电影剧本，电影在山西汾阳的栗家庄、杨家庄取景。
其中，乔羽作词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曾经是一代人心目中的“山西省的代言曲”。情景喜剧《》里有一集，傅明通过在比赛上演唱这首歌，找到了年轻时期革命时的恋人，这一集的标题就取自歌词，“儿女正当好年华”。
60年后，曾经的年轻后生贾樟柯也已经不再那么年轻。他回到家乡，牵头在贾家庄举办了“吕梁文学季”，主题是“从乡村出发的写作”。
当地村民很多都是第一次见到莫言、阿来、格非、欧阳江河，而半个多世纪以前，马烽就曾经将自己隐入百姓之中，在田间地头收集故事与时代。
贾樟柯21岁的时候，出于对外界的向往与好奇，带着几本小说离开汾阳，而此后的时间里，汾阳却牵绊了他创作的主题，“一个人只有离开故乡，才能真正获得故乡”。在中国，有些导演出名，但是你未必知道他的故乡是哪里，而贾樟柯是例外。
贾樟柯
对故乡的不断回望，让他发现自己与马烽之间存在一种深刻而微妙的联系。“几十年前有一位作家在山西写小说，几十年后有一位导演在这里写剧本，大家都是在这样一个相同的小地方创作，而他经历过的事情我并没有经历过。”
深感于这样的情感联结，贾樟柯决定拍一部以作家为讲述主体的电影，第一个人物就是马烽。
贾樟柯找到了他的女儿、他的同事，试图还原那些“他没有经历过的事”，然后是贾平凹、梁鸿、余华，他们的讲述汇入乡土写作的河流。
马烽和贾樟柯之间，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影脉”出现了。
爱电影的人欢聚一堂
8月，第七届贾家庄86358短片周，在山西汾阳贾家庄种子影院开幕。这个在乡村举办的短片节展已经开办了7年。策展人徐志鹏说，以前说起汾阳好像只有白酒，现在贾家庄的文化活动搞得不错，给汾阳创造了新的文化氛围。
短片周除了展映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短片作品，还专门有一个单元“本土力量”，意在扶持山西本土电影创作者。
一个颇为有趣的事实是，山西不仅“盛产导演”，还擅长“培养导演”。《路边野餐》的导演毕赣、《隐入尘烟》的导演李睿珺，都是山西传媒学院的学生。
徐志鹏解释，本土力量单元能够帮助山西高校热爱电影的学生来到一个更大的平台。比如，山西工商学院，在影视教育上可能比较薄弱，他们的学生得到的创作环境就比较封闭，短片周让他们能够找到更高水平的电影人进行“切磋”或者合作。工商学院的杨渊是第二届短片周的志愿者，然后第三年、第四年他是带着作品来的。
“迷影”氛围不光产生于年轻人和创作者之间。短片周展映期间，徐志鹏会看到周边的村民也来排队取票，甚至有很多村民已经把短片周当成一个年度的节日。“短片周又来了，又可以去种子影院看电影。”
让电影和艺术走进乡村，本就是作为创始人的贾樟柯当初把短片周带进贾家庄的重要原因。
在与汾阳相距不过几十公里的小城平遥，它的电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电影文化活动之一。
2016年，贾樟柯和他的团队带着提案回到山西，决定在山西创办一个国际电影节。第二年，贾樟柯宣布，平遥国际电影节成立，第一届在平遥古城成功举办。
时任平遥县委书记石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他与贾樟柯一年见了不下50次，研讨电影节落地的细节，并与之达成了三年之约——在电影节前三年，政府每年对电影节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第四年，平遥电影节如期完成约定，实现市场化运转。
很多去过平遥国际电影展的人都会发现，电影节真正的意义其实非常单纯，就是让爱电影的人欢聚一堂。
节展场地设在平遥古城内部，由柴油机厂改造的平遥电影宫已经成为平遥一景，园区里面的建筑多以贾樟柯的电影命名。展映结束之后，导演、编剧、演员、志愿者、影评人端着酒杯，去舞会跳舞，有可能遇到贾樟柯。
在一个小县城办国际影展，是贾樟柯的电影实验，也是山西的一次冒险。
这个以介绍和挖掘新人为特色、关注青年创作者的年轻的电影节，在贾樟柯之后，为山西的电影书写找寻了新的可能的路径。
平遥国际电影展策展人吴觉人，回忆起这些年来从平遥走出的山西本土电影创作者：牛牛导演的《军军》、刘泽的《来处是归途》、常标的《牢山》……他们一直在山西默默创作，并且都对周围的现实存有敏锐的直觉和强烈的关怀。吴觉人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山西”、非常值得尊敬的创作氛围。
去年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曾在《牢山》饰演男主角的菅浩栋，作为导演后，其新片《夜幕将至》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
菅浩栋是山西人，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影片讲述一个离乡多年的山西人回老家参加葬礼一路上的见闻。这是一个典型的山西培育又关注山西的本土导演。
他们呼应着山西的“影脉”，以在地的言说，参与并形塑了山西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同时又展现出新一代的生猛与独特。
吴觉人是山西的“外人”，但是借由平遥，他每年都会来到山西待一阵子，也常常接触山西的电影创作者。当被问到为什么山西的导演总是成批出现，他觉得，可能根本上还是因为山西有着一个稳定的文化氛围——这与韩杰的感受完全一致。
谈及这些个性迥异，却依然能够在同一语境下对话的导演，吴觉人想，这种北方式的稳定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他们在创作上的共同倾向和感知。“不管创作者跟这种与生俱来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在对抗，还是在审视，还是在对话，这种关系会决定和影响着这些创作。”
9月，正是北方最舒适凉爽的秋季。经历了刚刚过去的暑假，平遥古城里人不算多。再过一个月，这里将第七次迎来独属于它的电影盛会。我们都在期待，下一个山西创作者被山西发现，被世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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