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二大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折；首次提出民主联合战线政策，实现党的策略思想的重大突破；首次提出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具体工作方针，开启党的实际工作新局面。“二大”的理论创新凸显了建党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具备了创新思维能力。
关键词：党的二大；理论创新；历史内涵；创新思维能力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理论创新”作为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的100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100年，也是坚持理论创新的100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理论创新，深刻反映了建党时期我们党对于中国革命指导思想、政治策略和工作方针所发生的重大转变，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点，凸显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已具备理论思维活动的创新品格和创新能力。
一、跳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照抄照搬的思维模式，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折
从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到注重理论和实际，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项伟大的理论成果——党的二大民主革命纲领见诸于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对于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既尚无深入地了解，也缺乏认真地分析，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来源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当时党内大多数人认定俄国十月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因此，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正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观念，在早期党的文献和领导人的言论中都有明确的表述。例如1920年11月现存最早的一份党的文献《中国共产党宣言》就主张：“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有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1】1921年5月出版的党的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更明确地提出：“共产党的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2】
这一时期，在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所发表的言论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政治主张。1921年初，在围绕“中国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激烈论争中，针对张东荪等认为中国现时不能搞社会主义，因此力主发展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言论，陈独秀发表《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予以批驳。文中，他列举种种理由证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理直气壮地声明：“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3】
这样的思想理念直接影响了党的一大。1921年7月“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党的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4】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方略和步骤当作了现时中国革命的纲领。
无可非议，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同时，坚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党在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只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总体形势出发，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消灭一切剥削、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以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5】。这种超越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一次革命论，既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也缺乏实行的主观条件，不可能付诸革命实践，更不能对中国革命进行卓有成效的指导。
为制订正确的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1922年初，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发刊词明确指出，要“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况，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6】，并规定将此当作刊物的一个主要任务。共产党人陈独秀、邓中夏、施存统、周恩来等身体力行，结合时局和国情进行理论探讨。他们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在这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筑成以前，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决不能完全实现，因此，在这里就要有个过渡期，这过渡期，就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7】。总之，“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8】。此刻，中国共产党人已初步认识到，根据中国国情，不能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马上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况且，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总是相互勾结，千方百计地破坏以至武力镇压人民大众的反抗斗争，中国革命如果不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就谈不上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就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然而，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行动的指南。在探索、制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跳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照抄照搬思维模式的同时，又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罪恶阴谋，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出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为此，大会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结成远东劳动者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勇敢地承担起向世界帝国主义开战的重任。【9】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的问题，强调吸收农民群众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若不唤醒这班农民群众，民族的解放是无望的”【10】。
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新鲜思想，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从1922年上半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状况和各阶级力量对比有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受着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事实上不可能一步跨入社会主义。从这时起直到“二大”召开，党提出的现阶段革命对象，已经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目标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并且改变了排斥其他政党的态度，提出了应该联合民主力量反对共同敌人的政策。
因此，“二大”所制订的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所提出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与之相适应的联合战线政策，正是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社会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实际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加以思考的理论成果，是党的指导思想创新的必然产物。
二、突破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作简单化、一刀切的分析方法，提出民主联合战线政策，凸显党的策略思想的重大突破
党的二大在制订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又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等文件中，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革命联合战线的政策，凸显中国共产党自“一大”以来其政策和策略思想的一个重大突破。
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完全符合中国国情。辛亥革命以来，虽然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有着强大实力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长期掌握着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的统治权，形成了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统治局面。“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军阀们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唆使，一方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11】，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因此，要推翻强敌的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就不是某一个阶级或某一个政党可以单独完成的，况且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年幼的政党当时根本没有能力来独立地挑起这副历史的重担。只有把所有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汇聚起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共同斗争，才能实现民族革命的任务。不仅如此，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还要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正如“二大”宣言指出的那样：当前中国存在着两种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联合日趋密切，“这个联合的革命势力必定会把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枯骨架推到资本主义自己掘成的坟墓里去。最近数十年之内，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势力已是大有进步，而且还会增长起来。但是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洪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12】。
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是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需要。“二大”在提出党的最高纲领的同时，也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当前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二大”宣言分析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于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又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因此，最近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13】。斗争的紧迫性，必然促使党迅速制订斗争的方针和政策。“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对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原则、方针步骤作了较为详细说明。决议指出：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下，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务，体现了两者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当然，党在民主联合战线中也有自己的原则立场：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做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牺牲”，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而“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14】
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更是对“一大”前后党对其他党派采取一律排斥态度的否认。“一大”前后，共产党之外的一切组织，一律被称为“一丘之貉”。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曾载文抨击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派：“试问南北各派政党，哪一派免了鼠窃狗偷，哪一派有改造中国的诚意及能力？全国民在这彷徨歧路之中，哪一派人是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的大责任呢？”【15】这种思想观点在“一大”上得到强烈回应，并以党的文件的形式作了硬性规定。在“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强调：“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党员在参加党组织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党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16】。在通过的另一个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则规定：党要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不仅如此，“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17】这种不问青红皂白对其他政党一律排斥的态度，虽然反映了当时党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策略等一系列问题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还不知道中国革命要分二步走，即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把资产阶级当作了革命的对象，排斥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派，当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从“一大”主张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到“二大”提出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这是党的领导方式、水平特别是领导理念的跨越式进步和提升，反映了党对于中国国情和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三、注重对中国革命斗争作多维思考，提出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具体要求，开启党的实际工作新局面
根据民主革命纲领，“二大”开始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工作进行多维思考，讨论通过《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对工会、妇女、青年等群众运动提出具体要求，开启党的实际工作新局面。
（一）关于工会运动。
党的一大从当时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判断出发，制订了以开展工人运动为重心的工作计划，规定“本党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在各地区、各行业大力开办工人学校，使之“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并强调要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提出党组织必须派出得力党员参加工会，独立地领导工人运动，决不允许工会执行与我党相违背的政治路线，“勿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手中的玩物”，【18】提纲挈领地提出了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和要求。显然，这些规定在一年后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不能适应贯彻执行民主革命纲领的需要。“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在总结“一大”以来党领导工人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提出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新思想和新原则，“阐释了这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发展工人运动、指导革命工会而制订的第一个决议案与‘二大’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兴起的个中联系”。因此，这一决议案，“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它紧密结合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工人运动的斗争目标，极大提高了当时工人运动的斗争水平，指导并推动之后的工人运动高潮的来临。……它作为我党成立后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案，确实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有力巩固了政党创建初期的阶级基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这段评价，也对“二大”关于工人运动指导思想创新的历史地位给予充分肯定。
（二）关于妇女运动。
党的一大未能涉及妇女运动问题。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而拉开序幕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妇女从一般憧憬人格平等逐步通向了政治觉醒之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融入民主革命的助推器。“二大”制订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是党指导妇女运动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为近代妇女运动的转型指明了方向。该决议案首先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由于经济的不平等，妇女是得不到一切平等和自由的。她们“不但成为资本家用于操纵劳动市价更廉贱的生产奴隶，并且负担着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家庭的和母性的负担”，因而也得不到真正的解放。只有在苏维埃俄罗斯，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权利，开始“得着解放地位”。接着，该决议案披露了在中国现状之下，“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所以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决议案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随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并由此规定了目前为妇女奋斗的3项工作要求：一是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二是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三是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但是，“这些运动，不过为达到完全解放目的必须经过的站驿”，决议案大声疾呼：“前进，才能跑进妇女解放的正路。”【20】对妇女运动提出的上述要求，是党的工作方针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二大”之后，中国的妇女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三）关于青年运动。
同妇女运动一样，党的一大也未能涉及青年运动。但是，青年运动是党创立前后高度重视的一项基本工作，可以说青年工作和党的工作是同步进行的。“一大”后，中国的青年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各地党组织选派一批党员投入恢复和整顿青年团的工作，并于同年11月重新制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迅速恢复和发展团组织。至1922年5月，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建立了17个青年团组织，团员总数约5000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同月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等7个文件，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革命的任务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21】为了进一步指导青年运动，党的二大讨论通过了《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对青年运动的指导思想：一是在揭露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阶级”压迫、剥削和奴役世界青年的基础上，号召各国青年组织起来，进行“革命的教育”，“向劳动的群众中去！”“在他们日常的奋斗当中”，“训练少年劳动者成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这是吸引他们归依共产主义革命队伍旗帜最有效的道路”。面对帝国主义的进攻，“目前是十分需要劳动的少年与成年联合成一个国际的联合战线，来反抗这个进攻”。二是在阐述中国经济政治现状的基础上，阐明中国青年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责任”，号召“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不但要在共产主义与少年国际领导之下为了少年劳动者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同时要联络中国一切被压迫的少年们的革命势力在一条战线上，引导他们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三是强调“团一大”所采取的“纲领和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了实际革命需要而下的重要结论”，是“中国共产运动中重要的一部”。至于党团关系，决议案明确提出：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方面，青年团是个独立的团体；但在政治运动方面，共青团“则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22】，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对党团关系作了明确的界定。
总之，“二大”时党对实际工作方针的指导，其视野更加开阔，思考更加周全。“二大”关于工人、妇女、青年等群众运动的决议案，初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多方面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制。”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23】党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时候党就充满活力和生气，党的事业就会欣欣向荣，不断推进；什么时候停止了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什么时候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二大”之后中国革命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就是一个明证。尽管，“二大”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对中国国情的认知还有待深化，对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还尚未明示，对农民运动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甚至未能提及，等等。但是，“二大”的理论创新，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24】，在中国革命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
注释
1.《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页。
2.《短言》，《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
3.《新青年》9卷3号（1921年7月），原载《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5页。
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8—69页。
6.《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
7.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一大”前后》（一），第342—343页。
8.周恩来：《西欧的赤况》，《“一大”前后》（一），第360页。
9.《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先驱》第10号（1922年8月）。
10.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向导》第9—12期（1922年11月）。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64—65页。
12.同上，第72页。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70页。
14.同上，第37—38页。
15.《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5—6页。
17.同上，第7—8页。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7—8页。
19.倪娜：《中共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探析》，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党的创建与发展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56—57页。
21.倪兴祥编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56—57页。
2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5—76页。
24.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6月），《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29页。
（作者简介：张云,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