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愚园路753号。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院里，驻扎着一支连队。44年前，它曾因一部家喻户晓的《霓虹灯下的哨兵》而名满大江南北。
这就是被国防部隆重命名，毛主席写诗赞颂的“南京路上好八连”。
尽管现在这支连队已经退出了繁华的南京路，不再负责这条步行街上的值勤任务，尽管战士们的生活条件已经今非昔比，宿舍装上了彩电，食堂安上了空调，但是，连队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三箱一包”的木工箱、补鞋箱、理发箱和针线包至今代代相传。
人民也从未忘记八连。每到寒暑假，连队都会接到很多电话:“我想带孩子到连队受受教育，看看你们怎么出操、训练，怎么吃饭、睡觉……”
刚进上海，他们连自来水都不会用
1963年11月29日晚，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正在为毛主席作专场演出。台上的演员演得全情投入，台下的观众看得聚精会神。
当戏演到战士童阿男受连长批评后要出走时，毛主席拿着一支香烟的手微微颤动，指着舞台上着急地轻声说:“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要走了，就是当逃兵了！”当指导员和连长决定把童阿男追回来时，毛主席又连声说:“这个好，好。”而当罗克文被特务打伤住在医院里，童阿男主动来献血时，毛主席带头鼓起掌来。场下一片掌声雷动。
这个时候，“好八连”这个称呼已经传遍大江南北。全国人民都知道在上海有这样一支人民子弟兵，他们节省每分钱，每滴水，每度电，每寸布，抵制诱惑，克己奉公，在繁华的南京路上保卫上海解放的胜利果实……
追溯起来，“南京路上好八连”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连队。
1947年8月6日，在山东莱阳城西水头沟小园村，华东军区特务团把几十个胶东农民子弟编在一起，组成了该团的四大队辎重连。
在这段日子里，辎重连的第一任指导员张成志带着全连战士与敌周旋了四十多天，转战一千多公里。
1949年6月，被改编为三营八连的这支队伍从丹阳乘坐运货的平板车，向上海进发。
早就听说上海是个花花世界，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模样，战士们在这个都市里，会遇到什么新的考验呢？坐在平板车上，张成志吸着土烟暗自想。
车站月台成了战士们在上海度过的第一个晚上。露宿在月台上的几天里，战士们严格禁止外出。张成志带着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遍遍背诵野战军颁发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张成志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纸，默写公约和守则上的内容。答对了的画个加号，答错了的画个减号，直到全连都背得滚瓜烂熟。
当时，身为八连通信员的刘仁福偷偷爬上火车车厢顶部，看到了一番让他惊奇不已的景象:一辆辆箱子似的车上都翘着一根黑色的长辫子，在街上往来穿梭。刘仁福把他看到的情景悄悄地向战友形容了一番。当时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将作为“好八连”的指导员，载入新上海的史册当中。
三天后，连队大步进城。第一夜，宿营在“大世界”跑马厅后面的一排马厩里，随后又搬到苏州河畔一个废旧仓库里。全连战士把被子半铺半盖，睡在地上。直到7月份，部队分配了在南京路上值勤的任务，进驻青海路刘家公馆入住，才算有了固定的住所。
进到刘家公馆，里面的一切对于这些战士来说，都是新鲜而陌生的。自来水不会用，电灯不敢开，守着抽水马桶不会用，还要到外面找厕所……为这，八连还专门组织大家学习了城市生活知识。
走上十里洋场站岗巡逻，更是对八连战士的考验。白天，打扮妖冶的女人时不时向站岗的战士们抛几个媚眼。入夜，歌厅舞厅的靡靡之音直钻耳鼓。甚至还有人不怀好意地在战士身边扔下钱、香烟和手帕等东西，偷眼看战士是不是会捡起来……八连战士则不为所动。断然斥退身边的无理纠缠，踢开坏人扔下来的金钱和物品。对捡到的东西，找到失主的立即归还，找不到失主的就立即上交。不几天工夫，连队捡到的手绢等小东西就有一百多件。
八连的事迹引起了部队通讯员吕兴臣的注意。从一张名为《南京路上的哨兵》为题的照片开始，八连的名声渐渐越传越远。
“好八连”逐渐天下传
1956年的一天，《解放日报》部队通讯员吕兴臣给联系部队的记者张锦堂送来一张自拍的新闻照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南京路夜景中，一位战士手握钢枪正在站岗，神情威严。不日，照片以《南京路上的哨兵》为题在《解放日报》上刊登。
当时的吕兴臣在团机关当俱乐部主任，兼任报社通讯员，时常挎着照相机在几个连队里寻找素材。他把驻守在南京路上的几个连队比来比去，总觉得八连成绩突出，完成任务出色。随后，吕兴臣前后花了个把月的时间，写出了一篇通讯送到了《解放日报》社。当时的总编魏克明看到稿子后眼前一亮，当即决定刊发。
老魏想起解放军刚刚进入上海时，敌人曾预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军队红着进来，要不了三个月就会黑着出去。现在好几年过去了，八连依然保持着本色不变。
《解放日报》以《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人们称赞他们“南京路上好八连”》为题，率先报道了好八连的事迹。1958年3月23日，《解放军报》以同样的标题转载了吕兴臣的报道。
此后，吕兴臣又在八连身上不断发现了不少闪光的小故事。一天，他到《解放日报》发照片时，对记者张锦堂说:“今天到八连，碰到连长教战士缝衣裳。我发现连长袋里有个针线包，是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全连每个战士发一个。”张锦堂让吕兴臣把它写成小故事，于是，吕兴臣的《针线包》在《解放日报》的《子弟兵》专栏上诞生了。随后，吕兴臣又先后发表了《行军锅》、《一分钱的故事》、《38个补丁的衬衣》等一系列讲述八连官兵优良作风的小故事。
1959年2月，《解放日报》总编魏克明建议把好八连的事迹写成一篇大通讯，用“艰苦奋斗”这根主线统领全文。吕兴臣在连队里吃住了几个月，埋头写出1.7万字的初稿，几经修改，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以8500字的篇幅发表了吕兴臣写的长篇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还同时配发了社论。通讯从拾金不昧、精打细算、克己奉公、宽广的精神世界以及通过一个战士的思想转变反映连队思想政治工作这五个部分，向全上海展示了八连的风采。
这篇通讯一发表，马上在上海新闻界引起反响，接着，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劳动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都纷纷从不同角度争相报道八连。
正是这些报道，使“南京路上好八连”在上海家喻户晓。《霓虹灯下的哨兵》差点没演成
一场话剧和一部同名电影，使得上海人心目中的“好八连”，成了全国皆知的“霓虹灯下的哨兵”。
1960年5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带领机关干部下海岛连队。他们从海岛返回南京，路过上海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请大家吃便饭。席间，王司令员对在座的军区文化部长沈西蒙说:“你知道吗？上海有个好八连。你是文化部长，写了不少戏，也要为好八连写个戏啊。”
受到王必成的热情邀请，沈西蒙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任务。
沈西蒙来到八连，住进八连一班，和战士们一起站岗、放哨，摸爬滚打在一起，细心体察战士的思想情感。后来，前线话剧团二队队长漠雁接受任务也住到八连体验生活。作为报道八连事迹“第一人”的吕兴臣，在采写八连新闻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次也受命参与创作《霓虹灯下的哨兵》剧本，他和沈西蒙、漠雁一起在八连体验生活，向他们提供自己所掌握的第一手素材。三人在八连一住就是四十多天，日夜切磋，于1961年共同完成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剧本。
剧本写好了，戏也排好了，但差点没演成。因为戏里有个战士离队出走的情节，引起一些不同看法。恰好，1963年2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上海。在总理离开上海的火车上，漠雁向总理秘书童小鹏汇报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创作情况，想请总理看看戏。周总理听后说:“戏已经写出来了，还是让演一演、看一看嘛。”
总理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让人打来电话，以总政的名义调演《霓虹灯下的哨兵》。
2月20日，《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人员来到北京。22日、23日在总政话剧团剧院连演两场，引起很大轰动。
1963年4月1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八连指导员刘仁福，谈了一个多小时。
在交谈中，周总理突然问道:“陈喜是怎么回事？”刘仁福回答说:“连队里有这么个排长，到了上海以后，结婚不久就要离婚。”总理又问:“童阿男这个人物呢？”刘仁福回答:“连队里有个战士叫童新根，是个孤儿，刚刚来到部队时思想有问题，以后进步很快。”这些都为日后《霓虹灯下的哨兵》改编为电影创造了条件。
《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京演出成功后，《解放军报》随即请“好八连”前任指导员刘仁福、时任指导员王经文，以及沈西蒙、漠雁等召开座谈会，会后，《解放军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座谈会的内容。4月25日，国防部在上海隆重举行命名大会，授予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光荣称号。
1963年底，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开始拍摄。周总理专门约见夏衍、沈西蒙、漠雁等人，当面交待夏衍，要他负责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改拍成电影，要求一句台词不能变，一个演员不准换。之后，八一电影制片厂王苹任导演，沈西蒙等负责编写剧本，参加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的原班人马，在八连实地拍摄同名电影，把话剧搬上了银幕。
“好八连”这个名字，就此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
“八连颂”和“好八连”
1963年8月1日晨，毛泽东主席挥毫写下了《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首杂言诗成了一代代八连人的骄傲。这是毛主席唯一一次为一个连队写下诗篇。直到今天，走进八连连队里，随便哪个战士都能够背诵这128个字。而诗中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更是成为一代代八连战士的座右铭。在八连战士心目中，“军民如一家”是他们一以贯之的目标。
上海市天目路蕃瓜弄，一条逼仄的小巷里，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胡红根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4年。
32年前，当时上小学五年级的胡红根结识了“好八连”。当得知胡红根因患小儿麻痹而双腿残疾无法自己行走时，八连战士就开始几十年如一日对胡红根的照顾，推着他走过了32个年头。
每周为胡红根洗一次澡、定期为他理发、整理卫生，这些都是听起来简单的事情，但是，实际中的困难却远远不止于此。胡红根要解手，得递上自制的接便器；胡红根洗澡，得要三个人协力才能完成，一个人背着，一个人负责洗头擦背打肥皂，最后一个手拿毛巾在旁边小心照看，防止肥皂沫冲不干净，或是冲进了胡红根嘴里、眼里，提防浴室湿滑万一有个闪失……
现在，照顾胡红根的任务交给了一名叫陈鑫的战士。每个星期，陈鑫和两名战友一起到胡红根家为他洗澡和打扫卫生。今年春天，八连去参加一场军事竞赛，陈鑫千叮咛万嘱咐地把照顾胡红根的事情拜托给了别的连队。等八连一回上海，他不顾一身的劳累，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望胡红根。
在胡红根家里，陈鑫叫他“胡叔叔”，而在八连刚刚开始照顾胡红根的时候，年仅十几岁的红根叫八连战士为叔叔。几十年，就这样一如既往，从不间断地过来了。
同样几十年如一日的还有到南京路上的便民服务。
虽然从1992年以来，八连已经和武警完成了南京路站岗的换防工作，但是，40多年来，好八连坚持每月的10日、20日都到南京路上为老百姓义务补鞋、理发、磨刀、量血压、称体重……一条南京路，几十年来，静静地注视着八连战士。
每月10日和20日，不管风霜雨雪，在南京路步行街，八连官兵为民服务从不缺席。战士手中补鞋机的嗒嗒声，磨刀石的唰唰声，理发推的嚓嚓声，群众的啧啧赞叹声，合奏出一曲曲军民鱼水情的动人乐章。
通常，在每次服务日，八连战士走上南京路的时候，等待服务的市民队伍就已经排开了。直到服务时间结束，南京路上的商场要开门营业了。排队的市民依然没有减少的趋势，八连战士便又挪到不远处的云中居委会院里，继续为等待着的市民理发、修鞋。实在做不完了，他们展开一个大袋子，让后面排队修鞋的人把鞋子放进来，再约好下一个服务日过来取。
来自法国的游客里凯在南京路上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执意让八连战士为他理了个短发。望着镜子里面的新面貌，里凯兴奋地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说:“这是中国士兵剪出来的，美！”
现在，八连的木工箱、补鞋箱已传到31代，理发箱已传到32代……
从今年起，八连官兵又把南京路上的为民服务活动拓展到上海的施工场地、企业厂房，为外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和弱势群体服务。
几十年如一日，在上海人的心目里，八连就是“为人民”的代名词。一次，八连战士郑洪辉在外劳动，忙了一天回来，发现工地旁边的菜场和街道还有一些卫生死角，就向附近的清洁工人借扫把打扫卫生。
工人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不用猜，你准是‘好八连’的战士。”
为人民，几十年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年复一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八连的传统始终没有改变过。时至今日，走进“好八连”的军营，依然可以感受到“天下传”的“好八连”力量。
上世纪60年代初，出自八连“闪光的一分钱”的故事，被广为传颂，家喻户晓。当时，八连在外滩出操时，战士徐淑潮发现路边掉了一分钱，立即捡起来交到指导员刘仁福手里。旁边不少战士都以敬佩的目光看着他，只有一个新战士噗哧一声笑了，又看看周围的战友，赶紧用手捂住嘴。刘仁福郑重地接过一分钱，又和徐淑潮握了握手。当天晚上，在八连全体大会上，刘仁福专门表扬了徐淑潮，对大家说:“一分钱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交了公是人民战士的本色，可是如果你留下它，它就会在你的心灵里染上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污点。”
如今，节约一滴水、一分钱、一度电、一粒米、一寸布，在八连被凝聚成一种岁月所不能磨损的精神，仍然流淌在战士的血脉里。为了节约一粒米，炊事班每天淘米时，都在米箩下放个大盆，将漏下的碎米捞出来。为了节约一滴水，炊事班用淘米水洗一遍菜，再用清水冲一次。早上蒸馒头的水从不倒掉，留着洗碗。为了节约一两煤，他们发明了“五个一”――一个小铁桶，能少装点就少装点；一杆小秤，每天烧多少都称一称；一把小锹，一点一点向灶膛里把煤撒得更均匀些；一个小筛，从煤渣里把没烧完的黑渣子拣出来；一个小登记本，天天登记烧了多少。连队外出野营，炊事员天天拣柴，十几天没烧一两煤。
在这背后，连队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大学生许方勇从军校毕业后分到八连，全班战士做“丢手绢”游戏，几圈玩下来，手绢很脏，还撕破一个口子。游戏一结束，他就把手绢扔了。第二天，一名战士把这块手绢放到了他的床头，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撕破处也已经补好了，手绢下面压着一张字条:“请收下连队的传统”。
至今，每当新兵下连，都要先参观连史室，观看《霓虹灯下的哨兵》，接受一套八连传统故事集。每逢老兵退伍，都到为民服务点进行新老交接。
在“好八连”连史纪念馆，迎面就是毛主席写下的《八连颂》。现在，这首《八连颂》被编成了八课:政治好，称第一，是第一课；军事好，如霹雳，是第二课；纪律好，如坚壁，是第三课……
不过，在荣誉之下，战士们始终要求自己:先想到责任。
在“好八连”的连部，成百上千封来信被整齐地码成一排，放在一尘不染的玻璃柜里。它们来自全国各地，跨越了40多个年头。不少来信都没有邮编，没有地址，只凭着“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个妇孺皆知的称号，就准确地找到了它的目的地。
但是这个“好八连”的称呼，却很少出现在战士自己的嘴里，个人从来不扛“好八连”的牌子。
新兵信多。2001年，八连又迎来了一批新入伍的战士，每天连队里寄出、收到的信件都是一大叠。信封上的署名引起了时任指导员公举东的注意。
在几封新战士寄出的信件上，写着这样的落款:“南京路上好八连某某寄”，也有几封回信上写着这样的地址:“南京路上好八连某某收”。
当天晚饭后，公举东把新战士们集合到一起，对大家说:“谦虚谨慎，是八连的光荣传统，一代又一代的八连战士都是这样做的。今天大家成了八连的一员，当然很光荣，但是八连好不好，应由别人来评价，作为八连的战士，怎能自称‘好八连’呢？我建议大家把信封重写一下，和其他同志一样，都写部队番号吧。”一席话说得新战士们连连点头。
“在几十年的环境变化中，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南京路上好八连’不变的是什么？”现已79岁高龄的好八连第二任指导员王经文说。
在他眼里，“南京路上好八连”有四种精神没有变，即听党话、跟党走的军魂不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变；艰苦奋斗的思想不变；“拒腐蚀，永不沾”的精神不变。
纪律好，如坚壁
纪律是部队的生命线。在八连，战士们时时刻刻都牢记这一点。
在八连连部，每一块叠得方方正正、如同刀削的被子，每一排方向一致、线条一致的脸盆、缸子、毛巾，每一件擦得锃亮的武器装备，都在无声地体现着这支英雄连队铁一般的纪律。
一个久远的故事，至今还珍存在国人的记忆中。1949年5月25日清晨，隆隆的炮声已经远去，早起的上海人推开房门，惊讶地看到，在薄雾之中，狭窄的街道两旁睡满了前一夜入城的官兵，一个挨一个。陈毅元帅曾经豪迈地说，这是第三野战军带给上海人民的最好礼物。
如今，同样的一幕，一次次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每次参加重大工程建设，八连战士总是尽量不住安排的宾馆，而是搭帐篷、打地铺。他们担心，劳动了一天的脏衣服会弄脏宾馆的环境，深夜收工回来的队伍会打扰其他客人的休息。
1992年南京路改造时，协大祥绸布店要改建成现代化的综合性商厦。八连主动请缨，要求到施工一线参加义务劳动。那时，正值梅雨季节，官兵们冒雨奋战。工地距营区较远，施工单位为官兵们在旅社包了几间客房。但八连官兵们一个个抱着工具在房檐下相互依偎着睡下，谁也不愿进去住。
会弄脏旅社，可不是乱说的。工地边卸下来的一堆槽钢就码在一个露天粪池上面。施工的时候一下雨，下面的粪水冒上来，沾得槽钢上处处都是。二排长蔡高金带头，第一个跑上去扛，战士们一个接一个，谁也不说一个不字。身上沾得星星点点，但是手上一点没停。
一天忙下来，累了一天的战士抱着铁锹，挨着墙根就睡着了。旅社经理几次要他们进屋里休息，可战士们谁也不肯进去。在场的黄浦区一位领导动情地说:“上海解放时，我还是一个小姑娘，亲眼见过解放军为了不打扰市民，露宿街头。想不到现在我又看见了当年的情景。”
协大祥副经理张相民半夜查看工地时，看到这一幕眼泪夺眶而出，对着当时的指导员李晓明喊:“指导员，你下命令吧，我这个老百姓求你一次，快让大家进屋休息吧！”说话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他们纷纷打着手电走出来，冒着雨把战士往自家屋里拉……
有人说，这样苦着自己，有必要吗？而八连战士说，从个人的角度，不扰民，是解放军应有的素质。从集体的角度，这是连队的纪律，一定要遵守。
军事好，如霹雳
军事本领是部队之本。44年来，“好八连”靠着艰苦奋斗起家，靠着建连育人，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4次、二等功18次、三等功11次。
“好八连”第20任连长张道广说:“现在连队每天要进行两个多小时的体能训练，六七个小时的军事科目训练，光射击这一项就要练速射、精度射、手枪射击、轻机枪射击和狙击步枪射击等好几种，我们连在全团的各种比武中成绩都很不错。”
张道广把全连军事训练的好成绩归功于“苦练加巧练”的创新精神和极强的集体荣誉感。
八连连队位处市中心，寸土寸金，整个训练场只有篮球场那么大。“三亩地内两幢房，愁的就是训练场”。
可是八连有办法:射击训练展不开，连里几次测量、设计，按比例缩小靶子练瞄准；没有400米障碍训练场，就分段设障来训练；5公里武装越野无法进行，就搞越野折返跑……在连队里实在无法开展的项目，就到野外驻训。驻训时，他们有车不坐，坚持徒步行军几十里。
不懈的付出获得了回报。仅在从2005年至今的近3年中，八连官兵在军事训练中设计的轻武器射击“四点”瞄准检查装置、95式自动步枪固定枪瞄准器和固定枪瞄准架、瞄靶轨迹分析仪等3项军事训练成果得到上级推广应用；在14次军事比武中共夺得35项第一；32名官兵被评为“一级神枪手”，8名干部士官被评为“优秀四会教练员”；先后有6人打破警备区军事训练纪录；87人被评为训练标兵；连年被警备区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在苦练本领的同时，努力塑造学习型连队、知识型军人、奋斗型人才，是新时代对八连官兵提出的新要求。
八连每年都要制定学习目标。根据每一个战士的实际情况，着眼于他们的长远发展，根据不同的文化基础、特长爱好、岗位需要等情况，帮助战士们设置学习的目标和内容。安排干部参加高一级学历教育，士官参加大中专学习，义务兵参加计算机应用、烹饪等实用技能培训。
战士崔勇初中没有毕业，学习电脑操作几天下来只会开、关机。辅导老师说:“你的文化太低，不要学了。”小崔暗下决心:非攻下这个难关不可！每次听课结束，他总拉着老师问个没完，经连队特许，午休时间和晚上熄灯后一小时都用在练习上，有时实在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凭着这种毅力，他在一年内拿下了计算机初级应用能力、信息技术基础和办公自动化3本证书。
2005年，八连原大学生排长张有振，主动成立科技攻关小组，进行武器装备管理系统研究。为攻克难关，他带领科研小组翻阅了《数据结构》、《Vi－sual C＋＋程序开发与设计》等30余本书籍，走访了复旦、交通和同济大学等近15所高等学府的专家教授。经过8个多月的反复攻关实践，最终成功开发了“基层分队武器装备管理系统”，目前已通过专家组的评审。
思想好，能分析
当记者初到“好八连”驻地时，所见所闻令人疑惑:连队里洗衣机、烘干机、电熨斗一应俱全，大屏幕平板电视、家庭影院、现代化的多功能健身房、拥有近50台计算机的电脑教室，每间宿舍都配有电视、战士们的食堂安装着空调……这还是以勤俭节约持家，“一件衣服穿九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好八连”吗？
不过，再仔细观察连部，一个个发现则让人备感安心:食堂的墙壁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警句被悬挂在醒目位置；IC卡电话亭边，“长话短说，请珍惜分分秒秒”的提示语历历在目；电脑打印机旁，贴着“每人节约一张纸，希望小学的学生就多个练习本”的字条；洗漱间里，“水是生命之源”的字样就在水龙头上方……在驻地里，这样的提示语有20多条，它们时时提醒着每一个人:这里就是“好八连”。
“创新才是最好的继承。”现任“好八连”指导员黄森说。“取消过时的、改进欠妥的、保留适用的”一直是八连几十年来不变的原则。
今年夏天，当八连奉命开赴海训场训练时，临行前，每个战士都接到了连队发下来的一瓶防晒霜。
就是这样小小的一瓶防晒霜，曾经引发了全连持续一个半月的大讨论。主题则是“如何正确对待连队传统”。
2000年5月间，有老战士来向指导员报告:有战士在训练前抹防晒霜！“八连练兵从来都是‘掉皮掉肉不掉队’，如今居然用护肤品，这岂不是要把艰苦奋斗的本色给抹掉了？”这个老战士质问道，“这种思想长毛的表现，得好好管管！”
当时的八连指导员公举东马上想到，会有战士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间进入到21世纪，一些八连人曾经引以为豪的老传统和时代之间摩擦出了并不和谐的音符。
想评上先进，津贴费存款不少于80％，是八连执行多年的硬规定。为此，许多战士平时几乎不敢用钱，甚至有四位战士让家里寄钱来存入“小银行”。
有个战士出外执行公务，半路上饿了，到麦当劳吃了个汉堡，回到连队受到了几个老同志的批评，战士觉得很委屈。
……
防晒霜成了引发全连讨论的导火索。在指导员的组织下，全连官兵坐下来，把工作生活中的困惑一个个地列出来。27个问题写满了大大的一张白纸。
逐一讨论之下，战士们取得了共识:
“小银行”该不该存在？提倡勤俭节约，是应该的，但是要摆脱形式主义，可以自由取款。存款多少与评先进彻底脱钩。
饭前、睡前搞小练兵，曾是八连引以为豪的练兵法，要不要坚持？这种训练办法不科学，取消。
外出办事赶时间，能否打的、坐空调车？坐空调车允许，但不提倡。没有特殊急事，就不许打的。
到南京路补鞋与刺激消费有矛盾吗？不矛盾！补鞋服务至今受人欢迎，说明它仍有价值。
脚肿，该不该坚持训练？精神可嘉，但不科学。不该！
经过梳理、讨论，指导员公举东道出八连官兵的共识:艰苦奋斗精神应该永远具有催人奋进的力量，而不是像“供品”一般被人瞻仰。
一个个变化像小小的防晒霜一样，走入了八连官兵的生活。
在44年中，连队曾有草鞋、自糊信封、针线包“三件宝”享誉全国。如今，草鞋、自糊信封早被请进连史室，取而代之的是两件“新宝”:装有各类文具的学习包和用来大量存储资料的电脑U盘。过去的节约每分钱、每粒米、每滴水、每张纸和每度电这“五个一”，发展成了现在的“五个一点”:日常消费花一点、文化学习用一点、孝敬父母寄一点、希望工程捐一点以及自己备用存一点。
“艰苦奋斗不是为吃苦而吃苦，而是一个为过上好日子不断吃苦奋斗的过程。”黄森说。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中国在发展，在崛起，人们身边的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然而，在很多人心目中，“南京路上好八连”却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
今年夏天，年过七旬的老兵张林荣在嘉兴的《南湖晚报》上登报寻找当年的“好八连”战友。张林荣说，在“好八连”当过兵，是人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张林荣是嘉兴一家抗癌俱乐部的创始人。18年前，他被查出患晚期肺癌，医生断定他寿命不长，但是，张林荣凭着顽强的毅力跨过了鬼门关。在建军8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张林荣与昔日战友孙俊新一起，向《南湖晚报》说出了一直深埋心底的愿望:见一见当年一起在南京路上当兵的战友，共叙部队情谊。
在张林荣的寻找下，一些八连老兵陆续和他取得了联系。在共叙那段当兵的历史时，这些早已白发苍苍的老人忍不住潸然泪下。一位老兵感慨地说:我想告诉现在的全连官兵，珍惜在连队的每一天，将来会无怨无悔。
“好八连”，是一所学校，也是一座熔炉。
从命名到今天，“好八连”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好官兵。如今，他们有的仍在军营，更多的则站到了其他工作岗位上。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在奋力实践着、弘扬着、传播着“好八连”的精神。
去年，一位退休的老兵给全连官兵写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战友，在服役期间，吃苦的甜头我们往往还不能马上体会到，但如果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今天的吃苦，就像银行“存款”一样，一笔一笔地存下来，吃过的苦积累到一定程度，若干年后，就会得到一笔丰厚的“利息”，有没有这笔“存款”，人生是大不一样的。
在“好八连”扎根生长的上海，在被八连官兵誉为“母亲路”的南京路上，人们从40多年前开始，一直见证着八连和上海这座城市的深厚情谊。
前不久，一位战士的父亲从安徽来连队看望儿子，下火车后只知道去“好八连”，却不知道具体地址。出租车司机多方打听，走大街穿小巷把老人送到后，硬是不肯收钱。他说，这么多年“好八连”总是给我们做好事，这回就让我为“好八连”做件好事吧。
2003年，是八连命名40周年纪念日，从小在八连官兵关心下成长起来的胡红根凌晨4点就起床，摇了两个多小时轮椅，带着贺信和鲜花赶到连队祝贺，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八连点了一首歌。74岁的老太太蒋杏翠，把八连战士当成自己的亲骨肉。战士生病住院，她拎着水果赶去看望；去年端午节，她包了200个粽子送给连队；前年老兵退伍时，她带着15斤糖果为八连战士送行，在火车站等了3个多小时。
在一座城市扎根50年，八连和上海的血肉相连，亲密无间，随处可以找到证明。
上海福佑路第二小学里，矗立着一尊战士雕像，这是根据曾任校外辅导员的八连战士卢普友的脸型雕塑而成的。当有人问到卢普友对此作何感想时，他只笑着说:“我只是个模特，八连的模特。”
厦门路小学有个“小八连中队”，每月10日都会拿着拖把、提着水桶、拿着抹布，来到南京路上护绿保洁，打扫卫生。每月20日，“小八连中队”会到南京路医药公司门口定点摆摊，为过往行人量体重、收集废电池，宣传环保知识。
2003年3月，当时的连长江成玖接到虹桥区派出所民警王兴东的5次电话，一次比一次恳切:我是看着“好八连”的书，唱着“好八连”的歌长大的，我想带上爱人和孩子到连队受受教育，看看你们怎么出操、训练，怎么吃饭、睡觉……像这样的电话，每到寒暑假，连队干部都要接到近百个。
每天，和身处的这座城市一起，不断前行；每天，和身边的那些百姓一起，不懈奋进。这就是今日的“南京路上好八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