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现状、问题与前景

胡开宝  王晓莉

文献引用格式：

胡开宝 & 王晓莉.(2022).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现状、问题与前景. 外语与外语教学(06),111-121+148-149.

作者简介：

胡开宝，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料库翻译学，话语分析；作者邮箱：2019001@shisu.edu.cn；

王晓莉，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语料库翻译学。

摘 要：

本文梳理了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该领域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我们认为，近年来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该领域研究局限于派生性数字文本的分析，且过分依赖文本数据库的应用，却忽略了原生性数字文本的分析和其他数据库的应用。另一方面，该领域以文本数据挖掘方法的应用为主，很少采用其他数字人文方法；该领域研究的理论框架有待构建与完善。为此，我们应建设并运用各种翻译研究数据库，并将原生性数字文本纳入该领域的研究对象之中。此外，我们应当根据研究目的选用不同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依据数字人文和翻译学的相关理论构建并完善该领域研究的理论框架。

       1.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进入了信息时代。数字技术先后应用于人文学科研究之中，使得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发生重大变化，朝着数据驱动型研究发展，催生了数字人文这一全新的交叉学科。数字人文是指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数字人文的诞生不仅改变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且拓宽了人文学科的疆域。在这一历史语境之中，以语料库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和方法相继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翻译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因之发生重大变化，并逐渐形成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这一翻译学分支学科。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是指采用数字技术对翻译文本和翻译过程等相关理论问题开展的研究。该领域研究以语料库或数据库的应用为基础，采用数字技术及其相关方法，获取关于翻译文本和翻译过程的相关数据，探讨翻译本质和翻译过程的规律性特征。自Baker (1993)首次讨论语料库技术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以来，数字人文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发展迅速。然而，该领域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将在分析数字人文的界定及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梳理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讨该领域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 

       2. 数字人文的界定及其发展历程

数字人文，又称人文计算，是“将人文学科知识、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网络基础设施和算法模型等融为一体所形成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胡开宝、黑黟2020:5)。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人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均不同于传统人文学科研究。一方面，数字人文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传统纸质文献，而是将纸质文献进行扫描等技术处理后形成的数字化资源或衍生性数字资源以及原生性数字资源，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另一方面，数字人文以语料库和数据库为研究平台，利用数字化技术、数据管理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可视化技术、VR/AR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以及机器学习技术等，采用文本分析(包括词频分析、共现分析、关联分析等)、内容(主题)分析、时序分析、空间分析、社会关系分析和可视化等研究方法开展人文学科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作为新兴文理交叉学科，数字人文在不同领域均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如历史学研究基于GIS (地理信息系统)的历史地理可视化、文学研究的文本数据挖掘、语言学研究的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以及翻译学研究的语料库翻译学。

数字人文研究源于1949年罗伯特·布萨(Roberto Busa)神父制作的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著作词语索引，迄今为止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数字人文发展的起步阶段，起止时间为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在该阶段，学界将统计学方法应用于文学与语言学分析，进行词汇检索、分类和统计。此外，一些人文计算研究的学术平台先后建立。1966年，《计算机与人文科学》正式创刊。文学与语言计算协会和计算机与人文研究等学术组织先后成立。第二阶段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末，是数字人文的快速发展阶段。在该时期，随着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的应用日益普遍，学界开始建设并应用语料库和数据库，开展文学、语言学、翻译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第三阶段自本世纪初开始，是数字人文发展的成熟阶段。在该阶段，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大型数据库先后建成并应用于不同领域的人文学科研究，数字人文最终演变为独立的交叉学科。Google公司自2004年底开始建设图书语料库，并于2010年发布N-gram Viewer工具。利用该工具，研究人员可以统计1800年以来出版的书籍中任一词汇出现的频率。Moretti (2005)在分析多国出版小说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图表形式描写18世纪至19世纪英、法、意、西、日等国的小说在数量和题材上的变化，试图揭示世界小说发展的规律。Michel等(2011)基于谷歌海量数字化资料和关键词出现频率的变化，提出“文化组学”概念，认为“词汇”像基因一样具有可继承的信息，其出现频率的变化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变化规律。与此同时，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也取得较快发展。学界一方面进一步推进语料库技术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使语料库翻译学最终发展成为独立的翻译学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开始探索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 

3. 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现状

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滥觞于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该领域研究以语料库即文本数据库和其他数据库的应用为基础，在对大量甚至海量的数字文本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翻译本质和翻译过程的规律。迄今为止，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已有近30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经了语料库翻译学研究阶段和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应用等阶段。

3.1 语料库翻译学研究阶段

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具体划分为语言学分析时期和多元分析时期。语料库翻译学是指“以语料库为基础，以真实的双语语料或翻译语料为研究对象，以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为研究方法，依据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及翻译学理论，系统分析翻译本质、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等内容的研究”(胡开宝2011:1)。

3.1.1 语言学分析时期

语言学分析时期始于1993年，直至2010年。在该时期，语料库翻译学研究集中于翻译文本的语言学分析，包括翻译共性研究、译者风格研究和口译研究等领域。

(1)翻译共性研究

翻译共性最早由Blum-Kulka (2000:221)提出，是指翻译语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变体，相对于源语语言或目标语原创语言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一些语言特征，包括：显化、隐化、简化、规范化、传统化、标准化、齐整化、净化、独特项假设和源语透过效应等。

Mona Baker当属第一位使用语料库技术验证翻译共性假设的学者。Baker (1996:175)认为“翻译文本记录了真实的交际活动，因此并不弱于也不强于其他任何语言交际活动”。她同其团队成员利用自建的翻译英语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从不同角度对翻译共性假设进行验证，如翻译英语中可选择性结构that的高频使用(Olohan & Baker 2000),to be、关系代词、in order和情态动词should在翻译英语中的高频使用(Olohan 2001)，以及词汇短语结构的高频使用(Baker 2004,2007)等。根据这些研究成果，Baker指出翻译共性是翻译文本中而不是原创文本中出现的，且不受具体语言系统干扰的特征(Baker 1996:180)。这些特征包括显化、简化、规范化和齐整化等。显化是指翻译文本中将情况说出来而不是将其隐而不表的总体趋势。简化是指简化翻译文本所用语言的趋势(Baker 1996:183)。规范化是翻译文本夸大目的语典型特征和遵循其典型模式的趋势。齐整化是指翻译文本朝着连续体中央倾斜的趋势(Baker 1996:184)。

之后，许多学者先后采用语料库方法对Mona Baker提出的翻译共性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郭鸿杰、宋丹2021;庞双子、王克非2021)。Laviosa (1996)发现翻译文本在词汇应用方面呈现三种模式，即实词的比例低于虚词、高频词的比例高于低频词、常用词的比例高。这些模式佐证了翻译文本简化趋势。胡显耀(2007)利用可比语料库，从词汇、高频词和实词等角度对汉译小说与汉语原创小说进行比较，发现汉译文本中高频词使用频率高于汉语原创文本，而词汇多样性和词汇密度要低于后者，进一步论证了翻译文本中简化和规范化趋势。然而，Tirkkonen-Condit (2002)关于翻译文本中文化专有项的研究表明翻译文本中目的语文化专有项的频率低于原创文本。这一研究结论与规范化这一翻译共性假设矛盾。Puurtinen(2003)发现翻译文本中非限定结构应用的频率高于原创文本，但前者的信息载荷和词汇密度均高于后者。因而，翻译文本并未呈现任何显化的迹象。

(2)译者风格研究

译者风格是译者特有的翻译特征，具体表现为译者在语言应用或翻译策略和方法运用方面的偏好，包括语言特征和非语言特征。

Baker (2000)以翻译英语语料库为研究平台，从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和叙事结构等角度分析了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翻译风格及其成因。研究结果表明，Clark译文的类符/形符比较低，平均句长较短，偏爱使用过去时态和直接引语，译文比Bush译文更为简洁明了。Olohan (2003)利用翻译英语语料库对Peter Bush和Dorothy Blair翻译的文学作品中助动词和系动词省略式和完整式的使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发现Bush倾向于使用省略式，翻译风格呈现非正式特征，而Blair偏爱使用完整式，翻译风格较为正式。

(3)口译研究

自1998年Mariam Shlesinger讨论采用语料库方法开展口译研究的意义和挑战以来，学界以口译语料库的应用为基础，围绕口译特征和口译规范开展研究(Baumgarten et al.2008)。Gumul (2006)分析了同声传译中的翻译偏移现象，发现同声传译中94%的显化偏移是译员下意识所为，显化程度与翻译方向相关。胡开宝和陶庆(2009)分析了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可选择性连接词that和不定式小品词to的应用，发现这些词汇在口译文本中应用的频率高于美国政府记者招待会英语原创文本和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文本，从而验证了口译文本中显化趋势的存在。

3.1.2 多元分析时期

多元分析时期始于2010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在该时期，学界从意识形态或文化视角，采用多元分析或综合分析方法探讨翻译本质或翻译规律性特征(李家春2022)。除先前采用的语言学分析方法之外，学界跳出语言学分析或认知过程等微观描写阶段，采用包括批评话语分析和多模态分析等在内的研究路径(Gu 2018; Kim 2013; Li & Xu 2018)，从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或图像、符号等角度审视翻译现象或翻译事实(Kress 2012; O’ Halloran 2011;刘鼎甲2021)。

最值得一提的尝试莫过于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使得研究人员能够识别出翻译文本中具体词汇应用的搭配模式，并从历史、政治和社会事件等角度加以解释(Choi 2020; Kim 2013; Li&Xu 2018)。目前，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路径已广泛应用于分析新闻编译(Laviosa et al. 2016; Pan 2014)、政治话语翻译(Li & Xu 2018)、译者风格(Munday 2008)和机构翻译(Choi 2020)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此外，有学者开始关注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路径在社交媒体翻译、视听翻译以及概念翻译与传播中的应用，尽管相关成果为数不多。Vessey (2015)利用自建语料库，分析了语言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于不同社交媒体翻译的影响。Mona Baker教授及其团队以语料库工具为主要分析工具，分析了翻译如何影响当今社会政治生活中核心概念跨语际的传播与演变，如政治、民主、公民社会和人权等，以及实验、观察、证据、认识、真理和谎言等(Buts 2020;Jones 2020)。基于该领域研究的进展，胡开宝和李晓倩(2015)在对语料库翻译学和批评话语分析进行融合的基础之上，提出并构建了语料库批评翻译学的理论框架，指出语料库批评翻译学不仅能够拓宽和深化批评翻译学研究，而且能够促进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由语言学视角向文化视角的转变。

3.2 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应用阶段

文本数据挖掘技术是指为了发现知识，从文本数据中抽取隐含的且有价值的信息或模式的计算机处理技术，包括文本信息抽取、文本分类、文本聚类和可视化等技术。文本信息抽取是指从文本中抽取包括文本语言特征在内的特定信息的技术。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常常采用这类技术，提取翻译文本的词频、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和搭配强度等文本信息。文本分类是指利用计算机处理技术，依据主题、情感或风格等标准，将具体文档归入预先定义的几个类别的某个或某几个之中。文本聚类是指根据文本相似度，将内容相似的文本自动聚为一类。可视化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将数据转换成图形或图像，在计算机屏幕上予以呈现并进行交互处理的方法和技术。

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应用阶段始于2017年前后，到目前为止只有短短5年左右的时间。在该阶段，随着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学界在推进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同时，开始关注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与语料库技术相比，在翻译研究中应用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只需对语言数据进行数据清洗，而不需要对文本数据进行不同形式的技术处理，故而要便捷得多。

3.2.1 文本数据挖掘技术与翻译文本传播研究

翻译文本传播研究涉及翻译文本的传播趋势和特征以及读者对翻译文本的情感。利用语料库技术，我们可以在分析翻译文本的元数据信息以及具体翻译文本评论文献或研究文献语言特征的基础上，揭示读者对翻译文本的认知和态度，但这需要花很多时间建设语料库。不过，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翻译文本的传播，我们不仅可以将研究对象由文字文本扩展至包括图片和影视在内的多模态文本，而且可以凭借可视化工具的使用，直观、生动地揭示翻译文本传播的趋势和特征。

Kim (2018)采用包括可视化软件Tableau在内的数字人文方法考察世界各地出版的歌德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作，分析这部小说从德国传播到其他国家的不同路径。他还细读与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著名宣言有关的关键文本，探寻激发歌德世界文学构想的汉语小说。他在分析网络可视化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对歌德世界文学观念产生影响的作品可能是Jean-Pierre Abel-Remusat译自汉语小说《玉娇梨》的法译本。

秦洪武和孔蕾(2018)利用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对Now语料库中2010-2018年中国政治话语在国外英语媒体中的报道和评述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政治话语的海外传播表现出片面性、不充分性和区域不均衡性等特征。王赟和张政(2020)则利用Python语言对海外图书销售网站上关于理雅各所译的《道德经》英译本的书评进行文本信息抽取，分析海外读者对该译本的情感态度。

3.2.2 文本数据挖掘技术与翻译策略和方法研究

普遍认为，语料库在翻译策略和方法研究方面具有技术优势。不过，这一优势局限于语料库可以直接检索到的词汇和句式的翻译。若利用语料库技术研究修辞或者其他与语篇相关的语言现象的翻译，则需要对这些现象进行相当费时费力的人工标注。不过，运用文本数据挖掘技术，我们只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等技术处理，便可深入研究翻译策略和方法。

Michelle (2018)利用数据可视化工具Gephi分析《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所有译作及其原文，以及前后作品，以确定第1～4卷期刊选择翻译作品的标准是否一致。研究表明这些翻译作品的选择是随意的，不存在明确的标准。同样，Addolfatto (2018)使用词云制作工具分析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诗作“落花”英译本的词频，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译者对该诗的阐释差异很大。

薛冰和向明友(2020)利用Docu Scope和Minitab软件，从修辞视角出发，对分别由理雅各和韦利翻译的《论语》英译的修辞特色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理雅各译本以角色刻画为主，对原文多采用直接还原的形式，句式结构更加丰富，学术性和阐释性特征比较突出。韦利译本注重对事件的描述，具有极强的互动性，语言铿锵有力，颇具劝说性。王赟和张政(2020)则运用R语言对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英译文本进行文本数据挖掘，生成名词和动词的高频词云，并据此探讨了这些报告英译策略的嬗变。 

4. 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问题与前景

综上所述，近年来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然而，该领域的研究存在研究对象有限、研究平台单一、研究方法不够多样以及理论框架尚未构建等问题。因此，未来学界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入手，积极推进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

首先，着眼于信息技术发展对翻译的影响，关注原生性数字文本及其引发的翻译问题。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以纸质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信息或意义在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将再生性数字文本即将纸质文本进行扫描等技术处理后形成的电子文本作为翻译研究对象，却忽略了原生性数字文本及其引发的翻译问题。应当指出，在信息技术时代，包括原生性数字文本在内的数字文本以及不同形式的超文本已日益成为人们阅读和交流的重要介质，任何声音和文本都可以转化为数字代码在互联网或其他信息平台进行发布和分享。事实上，许多全新的翻译形式先后产生，包括众筹翻译、游戏翻译、网站翻译和视听翻译，而翻译活动亦由单一人工翻译衍生出机助人译、人助机译和机器翻译等不同形式的翻译，并因此产生大量的原生性数字文本。与传统的翻译相比，这些翻译均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不过，这些翻译的语言特征是什么？这些原生性数字文本的翻译规范与传统纸质文本的翻译规范有何差异？其翻译策略和方法有哪些特征？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学界予以回答。鉴于此，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不应仅仅关注再生性数字文本，还应关注原生性文本。

此外，随着机器辅助翻译和机器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翻译主体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翻译过程中译员在场的必要性被消解，译员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都发生不同程度的贬低，而多重主体之间的权责和利益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因而，忠实原则、责任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和和谐伦理关系原则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任文2019)。一方面，当待译文本已是“无作者文本”，或者无法追溯作者时，译员无法遵循对原文的忠实原则。而且，翻译记忆技术使我们能够将已有翻译成果迁移至待译文本中时，译员无法实现对待译文本意义的忠实。与之对应，当原文和原作者无法追溯，而机器翻译或翻译记忆系统导致译文出错时，译员应承担的责任很难界定。同样，众包翻译等开放式翻译的“集体作者”也难以为“免费翻译”中的错误承担责任。在无责任机制约束或责任分配不明确的情况下，翻译主体的行为无法得到约束和规范(任文2019)。另一方面，尽管翻译技术提高了翻译速度与效率，翻译的项目化和流程化操作却使得译员作为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等被低估。这一现象威胁到公平公正原则的实现。因此，未来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应深入探讨翻译技术的应用对翻译活动伦理主体之间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分析翻译技术应用背景下如何构建翻译伦理体系。

其次，建设并应用不同种类或不同专题的翻译研究数据库。

自从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问世以来，该领域研究一直以语料库或文本数据库为研究平台，很少利用其他类型的数据库。数据库按照数据结构来组织、存储和管理，既是一个长期储存于计算机中的有组织、可共享的统一的数据集合，也是一个应用领域的通用数据处理系统。通常，数据划分为硬数据、软数据和复合数据。硬数据是指客观世界中的数据，基本上是数字或关键字数据，多为结构化的数据，适合于采用计算机和标准统计学方式来处理(杨旭等2017:20)。软数据，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语料，是主观世界中的数据，是人类社会在与世界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信息，通常结构化程度不高，需要特定的统计和分析方式来进行处理。软数据可分为多元数据和文本数据，多为非结构化数据。多元数据包括图像、视频和音频数据。文本数据涵盖文本或文件数据。这类数据通常适用于利用文本分析软件或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处理(杨旭等2017:21)。复合数据是硬数据和软数据之间的结合，通常包括作为对硬数据予以补充解释的结构化的和模式化的数据。根据以上数据的分类，数据库可以划分为硬数据库、软数据库和复合数据库。其中，软数据库又分为多元数据库和文本数据库。

有必要指出，利用文本数据库，我们可以将翻译研究建立在大规模语料考察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研究结论因而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不过，文本数据库往往只在包括翻译文本语言特征以及翻译策略和方法研究等在内的翻译文本研究方面具有技术优势，而在译者研究和翻译史研究等翻译文本以外研究领域的优势不够突出。有鉴于此，未来学界应根据翻译研究的不同目的，建设并应用不同类型的专题数据库，如多元数据库和复合数据库，运用各种数字人文方法，开展具体翻译课题的研究。以翻译史研究为例，我们可以利用历时性翻译作品语料库，在考察不同时期翻译作品以及与这些作品相关的副文本信息基础上，分析不同时期翻译风格和翻译规范的演变。然而，要深入开展翻译史研究，有必要建设并应用翻译史研究数据库。该数据库设计上由硬数据库和软数据库组成，所收录的数据原则上涵盖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不仅提供翻译家的生卒时间、籍贯、译作出版时间和数量、译作出版机构、主要翻译研究流派形成的时间、发展脉络及其主要思想等信息，而且也收录翻译家代表性译作和体现翻译家翻译思想的副文本等。利用该数据库，我们不仅可以基于典型翻译作品这一非结构化数据的考察探讨译者的翻译思想或翻译理念，而且还可以结合时空网络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的应用，对该数据库提供的各种结构化数据进行分析，以揭示与具体翻译活动相关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历史事件，从而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翻译活动发展的脉络和规律性特征。

再次，根据课题的属性和研究目的，综合运用各种数字人文研究方法。

前文述及，除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外，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还包括VR/AR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地理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知识图谱等方法。虚拟现实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生成模拟环境，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技术。增强现实技术是指将真实世界信息和虚拟世界信息“无缝”集成的新技术。凭借该技术的运用，虚拟的信息应用于真实世界而被人类感官所感知，从而获得超越现实的感官体验。地理空间分析是关于地理空间现象的定量研究，其实质是操纵空间数据使之成为不同形式并提取其潜在信息。地理空间分析能力是地理信息系统(GIS)区别于一般系统的主要特征。地理信息系统可以通过定位技术的应用整合和分析海量信息，并使这些信息可视化。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分析社会主体的属性数据和关系数据探讨网络的结构及其属性特征。社会网络分析通常凭借网络构型表现复杂多样的关系形态，并基于这些构型及其变动，阐述其对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的意义。知识图谱又称为知识域可视化或知识领域映射地图，是综合运用数学、图形学、信息科学和计量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利用图形展示学科知识的核心结构、发展进程和整体架构的技术和方法。

必须指出，目前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主要采用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很少采用其他数字人文方法。为此，未来学界可以根据具体课题的属性和研究目的，选用适当的数字人文方法开展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首先，采用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尤其是可视化技术，我们可以开展译者风格和原作情感再现等领域的研究，可以在考察具体翻译概念的共现概念群、词缀概念群和网络概念群的基础之上，揭示具体翻译概念历经原有意义的流变和重构，最终在目的语文化体系之中落地、生根的历史轨迹。其次，凭借地理信息系统GIS，我们在对翻译家专题数据库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翻译家的地域分布、中国历代翻译家在不同地域的消长、翻译家群体的诞生与嬗变及其地域的分布。再次，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用于揭示对翻译活动或翻译事件产生影响的不同行为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厘清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术语之间的关联。此外，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分析文学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在翻译作品中的再现。最后，利用知识图谱技术，我们可以分析包括主题共现、合作团队和引用关系等在内的翻译学科体系的内在结构、前沿热点和发展趋势等。

最后，依据数字人文和翻译学的相关理论，构建并完善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

近年来，学界开始探讨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王赟和张政(2020)在介绍数字人文的应用领域及其优势的基础上，依据霍尔姆斯的翻译研究分类，探讨了数字人文应用于翻译研究的不同领域，认为该领域研究涵盖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前者又分为理论性翻译研究和包括产品导向研究、过程导向研究和功能导向研究在内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后者包括翻译教学和翻译工具研究。胡开宝和黑黟(2020)则在分析基于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属性和特征的基础之上，提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翻译文本研究、译者研究、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教学研究。应当指出，这些研究均试图从数字人文的方法及其技术优势出发，构建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不过，这些研究局限于语料库技术或数据挖掘技术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未能将原生性文本及其引发的翻译问题以及数据库的建设与应用纳入该领域的理论框架之中，而且关于研究领域的划分要么过于笼统，要么未能紧密结合数字人文研究的属性和优势。

必须指出，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本质上是数字人文与翻译研究的有机融合。前者为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对象、研究平台和研究方法，确立了该领域研究的研究范式地位。后者则为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研究课题。为此，我们应当基于数字人文与翻译研究之间的融合，以数字人文和翻译学相关理论为理论依据，阐明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属性和特征、研究对象、手段和方法以及研究领域，以构建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是翻译学研究实现数字转向后形成的翻译学分支学科，本质上是数据驱动的跨学科研究。该领域研究以再生性数字文本和原生性数字文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数据库即语料库和其他类型的数据库的应用为基础，以数字人文的不同研究方法的应用为主要特征，其研究领域包括翻译研究数据库建设研究、翻译文本研究、译者研究、批评翻译学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概念史研究、翻译批评研究和翻译教学研究等领域。翻译研究数据库建设研究侧重于分析翻译研究专题数据库的种类和特征及其建设原则和步骤。翻译文本研究旨在利用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分析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及其传播与接受的趋势。译者研究涵盖译者翻译策略和方法研究、译者风格研究和译者翻译思想研究。批评翻译学研究以数据库的应用为基础，探讨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翻译史研究借助于数字人文技术和方法，以译者、译作、翻译事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等的梳理与分析为主要内容，分析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总体趋势。翻译概念史研究不仅考察外来概念经翻译途径进入本民族语言文化体系的过程，而且分析本民族文化的核心概念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翻译批评研究则依据翻译理论或标准，对翻译作品的质量和价值、翻译过程的合理性以及译者翻译思想的影响进行评价。翻译教学研究主要探讨数字技术和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包括教材研发、教学平台研制和教学模式构建等。 

5. 结语

本文在分析数字人文的界定及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梳理了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基于此探讨了该领域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我们认为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也存在研究对象有限，研究平台单一、研究方法不够多样、理论框架尚未构建等问题。为此，未来学界应当关注原生性数字文本及其引发的翻译问题，积极推进不同种类的翻译研究数据库建设与应用，探索各种数字人文方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构建并完善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