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专题论坛“全球变化下的智慧城市”于7月6日上午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行。在论坛上第三个题为“国际金融、全球治理与区域融合”的研讨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香港国际金融学会肖耿博士，墨西哥驻华大使馆经济、技术、新兴产业和金融事务参赞艾克多·多尔贝克尔（Hector Jesus Dorbecker Herrera），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朱旭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喆四位专家共同探讨了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的智慧金融与数字经济发展问题。此外，意大利费拉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乔治·普罗迪（Giorgio Prodi）教授也通过视频的形式强调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技术伦理，亚洲与欧洲城市发展情况不同，可以相互借鉴经验。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香港国际金融学会肖耿博士指出，智慧金融是智慧城市建设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一个方面，在这一方面，有许多区域经验值得借鉴。在全球化的今天，城市的一举一动都与金融息息相关，金融的发展势必对智慧城市的建设有巨大影响。

墨西哥驻华大使馆经济、技术、新兴产业和金融事务参赞艾克多·多尔贝克尔（Hector Jesus Dorbecker Herrera）指出墨西哥现在处于难得一遇的区域一体化窗口期，应加强与中国在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这一方面的合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朱旭峰教授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出发，解释了全球金融治理的“三角型结构”以及数字经济与数字基建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喆以三个关键词：“软联通”、“硬联通”与“心联通”说明了已持续十年的“一带一路”项目是如何惠及沿线国家数字经济与智慧城市建设，并且说明了制度在城市发展与区域融合中的重要性。

以下为论坛研讨全文：

肖耿：我是肖耿，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香港国际金融学会，我很高兴能够主持我们最后一节。我们这节的内容是关于“国际金融、全球治理与区域融合”，我们和整个大会主题“智慧城市”是非常微妙的关系，因为陈溪博士提到的智慧城市有软件和硬件，硬件通常是微观，软件是宏观，在我们这一节金融是把微观和宏观串起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有几位重量级的嘉宾，我也抓紧时间先让每一位嘉宾开个头，或者我们可以直接把你们的一些主要的观点每个人先讲一讲，我们再可以进行一些相互之间或者和听众的对话。

先请墨西哥驻华大使馆经济、技术、新兴产业和金融事务参赞艾克多·多尔贝克尔。

艾克多·多尔贝克尔：谢谢，我觉得非常高兴能参加今天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论坛的讨论，这样的讨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如何进行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实现区域的一体化。

我们知道数字经济现在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互联互通的合作，特别是在数字治理方面我们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

只有加强数字方面的治理我们的智慧城市才能够建设好。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在这方面的国际上的进展，帮助智慧城市进行建设，能够加强各种类型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希望能够在今天的活动之后和大家继续保持联系，讨论探索合作的可能性，能够更好地进行智慧城市的建设，这样的话能够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肖耿：非常感谢，接下来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朱旭峰教授也给我们开个头。

朱旭峰：谢谢肖老师，我们原来是同事。非常祝贺陈溪博士所带的团队今天发布两个重要的报告《2023亚洲智慧城市排名》《2023二十国集团（G20）智慧城市排名》，我其实全程参与了这个报告的研究和专家的讨论。

陈溪博士做的研究首先对智慧城市的概念有重新界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传统上面来讲智慧城市其实就是用数字化的技术来管理城市，比如说交通、服务、社会公共的治理等方面的问题。但是陈溪博士他定义的智慧城市比这个概念还要扩大，包括互联互通，包括金融以及很多基础设施、制度的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首先是一个创新。

同时，正因为如此，未来他就可能在这个方面继续做很多新的工作。像这个环节的圆桌讨论是讲金融和区域合作以及国际治理、全球治理的体系，这个其实也和现在联合国在推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17个目标Global Partnership，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联通让发展中国家打开国门了解全世界，同时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和“一带一路”中民心相通、互联互通相关，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非常好。

肖耿：下面有请万喆教授。

万喆：谢谢肖老师，谢谢陈溪博士的报告。我也是近几天才收到这个报告，因为拿到手的报告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对于智慧城市的城市排名。因为上面简单介绍了方法论，所用的方式还是加入比较新的因素。包括刚才朱老师谈到的，加了我们所说的新基建在制度方面，有什么样的创新，来决定是一个真正的智慧城市。

对智慧城市这个命题近些年非常热门，我本人研究经济学，在此前我参加过多种讨论，有包括经济学领域对于智慧城市带来的新变化、新业态、新模式，也包括对于商业模式的新变化等等的讨论，另外也有对于金融领域，智慧或者互联网新生态对它的影响。

还有也包括参加过关于自动化控制，专门搞技术的、搞数字这块的讨论，他们当然希望加入一些经济金融的意见。目前来看实际上智慧城市是一个非常新的生态，实际上对整体的无论是国家或者是全球或者是说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小的社区，它的这种治理能力都提出了非常高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可能在于，在硬件之上然后加入一些制度因素，将它进行多层次的研讨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我觉得这个报告出的时间还是非常及时的，应该说未来还有更大的探讨空间。谢谢。

肖耿：前面三位专家都特别谈到了智慧城市课题，实际上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重要。特别把一些很复杂的问题能够聚焦到比较实用的领域。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作为家庭、个人还有企业，他们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打交道的都是跟地方政府，整个地方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些对他们来讲是直接相关的。但是我们生活在今天的全球化的世界里面，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用到我们讲的支付，不管是旅游还是国际贸易还是做投资，这些都是要用到金融。金融就变得非常重要了，特别是货币变得非常重要。

货币不仅是一个交易的媒介，它也是个监管的媒介，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当然最主要国际货币在做国际投资方面是美元，但是因为美国作为第一大国，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在金融方面美元的影响力，实际上最近几年，特别是美国的高通胀对于我们全球的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对于在智慧城市方面因为有了数字的金融，数字金融未来的发展可能会对我们的全球治理，对于我们区域的融合都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有一些非常值得借鉴的地区性的经验，我们这次报告里面有个关于亚洲的智慧城市的排名，亚洲特别是大湾区是其中一个案例。墨西哥就是在北美也是非常特殊的案例，因为和美国是邻居，整个也是一个。

然后在“一带一路”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地区性的，我们讲的区域融合，你到底是需要用什么样的货币，用什么样的全球的治理体系，特别是与我们说的绿色发展、气候变化还有各个文化之间的融合，所以我们这个专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课题，等一下也希望在座的可以有一些问题可以讨论。

我们是不是按照三个大的领域，一个是关于区域，特别是北美、墨西哥的这些经验，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有什么影响、经验，等一下我们请多尔贝克尔先生再多聊一聊，我们也请朱院长关于国际治理、全球治理，特别发展中国家在目前不确定情况下怎么面对国际上的不确定性和地区融合的确定性，每个地区必须为自己的发展采取微观和地区性的策略，也请万教授谈一谈“一带一路”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机会。

首先有请艾克多·多尔贝克尔（Hector Jesus Dorbecker Herrera）先生介绍一下北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地区和区域实践一体化的经验。

艾克多·多尔贝克尔：现在我们面临非常特别的时代，墨西哥有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来进一步实现区域一体化。

刚才我和大家也分享了一些背景，我到中国以后拜访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因为它处于大湾区，而且大湾区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在技术落地方面，这对于智慧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因此科技的落地，对于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想要获取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发展智慧城市来实现更多的技术落地和技术转移。而且我们也需要金融机制来让我们走上智慧城市发展的快车道。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初创企业，他们正在进入市场，他们有很多关于科技的经验来助力不同具体的领域发展，那么他们可能不完全是关于或者是具体关于这个智慧城市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像墨西哥和大湾区这样的地区发展而言，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侧重点就是供应链。

刚才的一个环节也提到供应链的重要性，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中国也在寻求更多的关于技术的知识以及智慧城市的发展，比如说像深圳这样的地方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如何在当地来真正地实践这些知识，让他们贡献于我们的智慧城市发展，来更好地与其他国家，比如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来实现互联互通。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进程当中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合作的机会，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些机会的出现，比如说在“一带一路”方面中墨在过去五年合作比之前的20年合作的体量要多两倍，那就是翻了一番。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动力、有势头来发展，一方面知识，另一方面技术的落地和实现。而且我们也有非常高技能的劳动力，我们有很多的工程师。我们看到在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工程师，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不断涌现，每年都有更多的工程师涌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有当地的一些人才来贡献于我们智慧城市的发展，我的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期待的。

当然我自己是墨西哥人，所以我就谈谈我的国家。我们现在也基于我们的优势来进一步实现智慧城市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5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和美国的，我们还建设了很多的港口，北美离中国最近的港口就坐落于墨西哥的海岸，所以在机会方面、优势方面，他们已经存在于墨西哥了，我们需要的就是要把我们优势连接起来，实现共同的成功。

肖耿：感谢，多尔贝克尔先生提到墨西哥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墨西哥中国的关系非常好，本来我们传统上认为墨西哥和中国是竞争的关系，我们也认为中国和周边亚洲国家是竞争关系，但是实际上我们之间的贸易、投资、来往发展都非常好，这个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我们通过新的技术，智慧城市还有过去已经有的全球化、和发达国家的联系，实际上使得发展中国家发展越来越重要，不管从数量上还是密切程度上都在增加，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趋势。

刚才我就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位在线上的很重要的，他是来自意大利一位学者，他不能来到现场，我们有个视频，现在先播一下，意大利费拉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乔治·普罗迪（Giorgio Prodi）教授。

全球供应链格局重塑，加剧了居住在世界各城市的人们对地缘政治碎片化的担忧，若无法加强全球合作和增进理解冲突或战争的风险恐将上升全球层面上的合作。特别是受中美两国日益增长的影响的国家之间的合作确实变得越来越困难，我希望（通过）城际与区域合作能够使我们沟通的渠道保持开放，从而促进更多的合作以及增进互相理解。

城市层面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不仅因为城市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因为它能够为市民提供更高质的各类服务，保障市民们能够拥有更良好的生活品质。从西方世界的视角来看亚洲我有很多的相关经验可以分享，所以本次论坛给了我很好的机会与诸位分享我的经验，我想与你们分享我认为对未来合作会很重要的几点。

首先就是智慧城市的建构不能失去对市民生活质量的关注。

智慧城市中的“智”往往与新技术相关，5G、6G、量子计算等，但技术只是工具和载体，技术只有在（能为人们）开发更好的服务时是有用的。亚洲是一个年轻的大陆，当然，不是就历史而言的“年轻”，而是就年轻人（的人口比例）而言，特别是当欧洲现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严重问题。一个年轻的大陆意味着其会对各类新的实验抱持更为开放的态度，而这也会使得欧洲的城市受益，让欧洲的城市可以探索在亚洲地区蓬勃发展的新事物。

同时，欧洲的城市也可以建立起为老年人口提供新服务的实验室，（这些新服务）未来也可适用于亚洲城市，我们可以共享这些技术，尽管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将这些技术运用在不同的方面。

最后，因为我们的新技术都是由数据驱动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兼容的数据处理规范，数据被视为“新黄金”，而黄金是非常容易变形的，数据的分享可能会更为复杂，我们不能装作我们没有看到世界各地在数据管理和数据保护方面所存在的差异。

我认为本次论坛，无论是在现在或是将来都能够为人们创造了分享各自经验的机会，从而有助于消除分歧，将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亚洲和20国集团的智慧城市排名报告在未来可能变得不仅仅只是一个排名，而更是一个能够分享知识和经验的机会。

谢谢大家！

肖耿：非常感谢，乔治·普罗迪（Giorgio Prodi）先生提到智慧城市数字技术使得我们未来的发展潜力应该说是无穷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发布报告也反映了这一点，从城市的角度世界看起来不是那么极端，我们这些智慧城市发展很快的城市遍布全球，如果用我们今天这些城市的权重来看的话，比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更极端的一些报道，关于地缘政治我们可能感到更欣慰一些，不管是欧洲也好还是亚洲也好，大部分的人还是在追求幸福生活，怎么样解决面临的这些最基本的一些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朱院长，让他总结一下全球治理的角度。

朱旭峰：谢谢肖老师。我先讲国内再讲国外。

因为这一环节的主题是金融，对于国内来说，智慧城市不仅是我刚才说的能够加强大家的互联互通，很重要的也是刚才万喆老师在说，是新的基建投资非常重要的增长点。

自从疫情以后，当然我们知道几次危机我们都用很多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拉动经济，2008年我们用四万亿加强高铁、房地产等等，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当然也有很多副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其实中国其他的基础设施，比较基础的基础设施已经比较饱和了，高速公路、铁路修的已经很多了。经过了疫情，经过了经济的减速，也包括地缘政治的影响，使得我们最近这几年经济放缓，但确实需要有一个增长引擎，在这个过程中新基建，特别以数字经济、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为基本的载体的投资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够用来拉动经济和内需的政策工具，我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其实各个城市来大力推动数字城市、数字政府的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其实从更加宏观的经济层面来讲的话，其实是对我们中国经济是拉动的作用。

特别是在两年前我们已经明确数字要素作为经济的要素之一，数字的建设、数字的监管以及包括数字的各种各样的使用以及让它创造财富，本身这些工作都是我们国内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特别是包括数字金融，比如我们今年年初中央决定成立了两个新的机构，一个是中央金融委员会，还有一个是国家数字监管局，这两个和我们今天主题非常相关。一方面是包括数字，一方面包括金融，这两方面其实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至于涉及到全球的治理，什么叫全球治理？

要先解释一下，全球治理我的理解其实主要做的是三件事情：

1、规范各国家的行为，这个行为包括金融、贸易行为，包括气候变化的碳排放行为，包括数字或者智慧城市建设的行为，包括今天我们要做的排名，其实也算是有点带有全球治理性质的，因为它是属于规范大家行为；

2、向全球提供公共物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疫情期间，中国向全球，特别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减少预防全球的传染病；

3、关于全球稀缺的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从极地的治理，现在天气热了，北冰洋航道打开了要怎么分配，一直到太空轨道要怎么分配，甚至于互联网频道、互联网域名怎么分配。这些都是属于稀缺资源、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问题对我们都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第一点，比如WTO、IMF其实是对全球各国家的金融行为进行规制，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WTO针对的是你不能随意增加关税，也就是贸易保护主义。

至于金融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除了通过国际治理机制规范个人行为，还有一点也要在这里澄清，还是要尊重各个国家的选择。特别是在金融体系里面，因为在国际上有很多自由主义的浪潮下，大家都在批评中国说你的资本账户不够开放，但是其他国家也有很多信息安全（方面的指责）。

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现在大家知道有一个国际金融不可以参与其中，其实说白了就是货币主权、资本流动，有自由流动，以及汇率稳定，这三件事情不可能同时满足，任何一个国家肯定要放弃一个然后来保证两个。比如欧元的形成就是基于这个不可能三角形的理论来确立的，你要形成统一的市场就资本的无限制流动，同时你要金融稳定，各个国家要放弃金融货币的主权，你没有自己的发钞权，这样你能保证两个。

但是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批评中国，中国是资本国际不流动，但是中国为了保证两个其他的问题：1、货币的主权我们保证；2、汇率稳定我们保证。但是我们放弃的或者牺牲的是国际投资资本的流动性。

这个其实说白了每个国家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每个国家都是针对自己的情况进行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国际治理机制里面要鼓吹一定要资本自由流动作为健全的金融市场、金融体系的标准，这似乎是一个问题。当然这样的话我们同时也能批评有些国家放弃了货币的主权，这当然也是个问题，每个国家都必须要放弃三角形中的一个维度，所以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全球治理我们规范了各国家的行为，同时也要尊重各个国家的选择，这是我说的一个问题。

肖耿：非常感谢朱院长，提了两方面的问题，从微观上来讲智慧城市给目前经济低迷提供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在这方面的投资应该说不会浪费，我们也有条件，这是对国内来讲。

对国际来讲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国际金融秩序，这里面我也想补充一点。全球都是以美元为储备货币。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律规定要维护通胀的稳定，汇率也要稳定。但是各个国家都在遵循的标准规矩，其中有个隐含的假设就是美元是不可以有高通胀，如果美元都是高通胀的话，别的国家都在维护汇率稳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也是一个国际治理的问题。

另外关于中国，经常外界讲中国的金融不是很开放，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在香港回归以后，甚至回归之前，如果把香港计算进去的话，整个中国的金融会非常开放的，因为有了香港，中国走出去、引进来非常顺畅，对全球经济的支持，对国内经济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可以低估的，我也想提出这两点。

下面有请万博士。

万喆：非常感谢，感谢各位老师的真知灼见，我认为刚才肖老师提出来的问题，在全球变化下的智慧城市在“一带一路”倡议当中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有什么挑战。

实际上我认为智慧城市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东西，我们把它看做一个必然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经济能力和建设能力达到某一个阶段，可能就需要某一种进步，因此我们就水到渠成觉得我们是可以到达智慧城市的。

包括从陈溪博士的排名当中来看就会发现，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达到智慧城市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弥补，甚至要有一些飞跃的，因此这个报告显示了现在全球治理当中所谓的智慧城市作为一个大的趋势和潮流，非常好。大家互相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个智慧鸿沟？过去我们经常讲疫苗鸿沟或者其他财富的鸿沟，现在我们讲可能有信息鸿沟或者智慧鸿沟，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在这个方面应该说还是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和成果的。

刚好今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对于一个智慧城市，我觉得尤其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尤其是南方的这些合作国家来说，大多数可能传统的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它实际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需要面对的：1、我能不能成为智慧城市，我到底所有的条件够不够让我成为智慧城市；2、成为智慧城市我要怎么做。

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在“一带一路”倡议当中提出来三点，正好可以对应能不能以及怎么做。咱们提出来“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明确表示，是要以基础设施“硬联通”为主要的方向，以规则标准“软联通”为主要的支撑，以国家人民“心联通”为主要的基础。

在第一个硬联通方面我们会发现，其实首先要解决能不能的问题。在软联通方向我们会发现其实是在解决从能不能到怎么能的问题。最后在心联通方向上我们会发现，其实它就是在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从“硬联通”方面我们会发现，尽管在十年内我们其实有大量的帮助“一带一路”国家也好，或者是市场化的项目的合作也好，就是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通常来说大家脑海当中想的是一些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公路、桥梁还有等等，比如说港口、飞机场等等。但同时要看到一点，包括还有我们说电网、通讯设备，包括公路，实际上就包含了物流、信息流流动的基础。也就是说智慧城市首先要有一个硬件作为基础。

我们都知道刚才包括很多人讲到5G，5G的基站比4G基站要求更加密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对你硬件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尽管随着移动互联网终端的普及，过去的一些传统的金融设施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比方说以前POS机就是一个金融设施的基础设施，过去取款机、ATM机，现在用不到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比如你建的信号塔、基站等等还有金融交付的设施、船舶等等，要求更高了。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在硬联通方面给予“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个的国家和他们进行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合作，包括传统的也包括新基建，实际上都为他们提供了智慧城市一个能不能的基础。

第二个就是软联通。主要是一些规则标准，我们也能够看到十年来，中国已经从很多的包括电（的项目），比如现在特高压还有一些电信、交通等等，很多领域都已经从规则、标准的跟随者现在已经成为了引领者。

在这样的一些领域当中，实际上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信息，我们也把它应用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当中，实际上也为他们创造了更低成本、更高成长值的价值。另外咱们也能够看到，实际上在“一带一路”倡议当中，这是一个相对来说不是特别有约束力的平台，但是我们在里面也做了很多推动，包括RCEP的生效和落地，实际上也让我们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问题，也就是他在规则标准和国际规则标准的接轨和对接上有很多的缺陷或者是不足的。

这和它过去的发展阶段相对来说需要有大的迈步有关，和本国的文化、历史、社会、政治以及法律的背景有关。实际上也和他过去能够通过某些工具和平台和国际规则对接，对接的途径不足有关。所以在软联通方面，包括RCEP规则落地等等，实际上也是进一步使得全球治理当中的同一性、公平性以及互相对接的协调性变的更好了。

另外一个在“软联通”方面我们特别要指出，中国实际上在绿色“一带一路”方面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我们一方面说绿色是“一带一路”的底色，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在于全球的气变以及绿色双碳、减碳整个流程当中应该说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目前实际上看到在新能源，目前新三样出口（指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编者注）是出口最大的拉动值，在这个方面无论是在设备、工具，整个的产业、规模上还是在有一些标准上或者技术的领先性上应该说都是有一些优势的，我们也把这些带给了“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作为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给他们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认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软联通实际上对于智慧城市从硬件到软件，你从能不能到怎么能、怎么做，实际上也提供了很强有力的支持。

第三个就是看看民心联通。很多人说“心联通”和智慧城市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也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咱们都知道智慧城市其实不只是一个硬件达没达到的问题，还有社会共识是不是凝聚到了一个程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用你就会觉得我也需要用。它实际上本身就是所有的我们看到软件平台，用一个最微观的例子看，要达到一个规模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智慧城市的规制的。

我们也能看到，从2000年开始无论是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还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崛起，都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产品、对服务，也是对社会未来趋势的社会共识，这个共识要形成我觉得“心联通”在中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文化、科学、技术等等的交流，使得大家越来越知道，过去美国人讲地球是平的，但其实并不是平的。

当有了互联网技术等等出台以后，我觉得尽管现在说逆全球化呼声很高，但是却是越来越平了，因为大家能够收到信息的平等性提高了。中国和很多的国家建立了比如电子商务的通道，建立了一些绿色的互联网交易、贸易、服务的通道，这个通道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它是连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千家万户的，很多人过去说我从来没有看到随便一个主播，一个中国人主播也好，其他国家中亚人主播也好，他觉得我能通过这个事就可以挣钱、买东西、生活，他也会享受到各种各样新式的社会城市当中的服务，这实际上对于提高和凝聚社会对于智慧城市的共识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所以从这点来看，我觉得目前看全球变化下的智慧城市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实际上除了怎么做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使得大家都能够更好地享受到智慧城市的幸福感，当他享受到福祉以后，我相信智慧城市在每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和铺开程度实际上是一个加速的过程。所以目前来看我认为从全球变化下的智慧城市来看，应该说“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十年来的成果在里面都可以看到，实际上也是起了非常多有用、实用、非常务实的作用的。

谢谢。

肖耿：非常感谢万教授把“一带一路”的机制还有影响讲的很清楚，我就补充一点，从香港的角度。

因为说实话，“一带一路”我们中国提出来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国自己的经验，你要想富先修路，这是“硬联通”。中国因为有了香港，软联通是很多人不太注意的，通过香港，中国与全球的软联通非常成功的。所以聚焦智慧城市，从城市的角度来看，中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将来“一带一路”有可能怎么发展，全球又会走向什么发展这是很清楚的。

因为实际上我们这次排名很清楚，欧洲领先的，当然也包括北美，实际上香港和欧洲、美国的体制还有整个市场是一致的，通过香港把中国也带入智慧城市，从深圳、广州、上海都在里边，通过“一带一路”传到全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这个课题，智慧城市的课题非常非常重要，今天讨论也非常重要。我想我们还留一点时间给在场的观众提问。

提问：各位老师好，我来自凤凰网。我们一共有两个问题，是面对多尔贝克尔先生的。第一，中外有一些舆论认为中国城市智慧城市建设要比北美国家甚至是美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要高得多，就您的经验来看这个舆论是真的吗？

第二，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金融和经济关系对智慧城市建设有很大的影响，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决定7月6号访问中国，您认为这一举动对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可以对此次访问的影响有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吗？谢谢。

肖耿：您是很受欢迎的，这个问题是提给您的，请您回答了。

艾克多·多尔贝克尔：您可以再重复一下您的第二个问题吗？你谈到了耶伦女士的访问？

提问：耶伦女士的访问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艾克多·多尔贝克尔：全世界现在有很多机会，当然我们今天在谈区域融合，我们如何来利用这些机会，来充分利用我们各自的优势来更好合作，以赢得发展。当然，中国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和机会，墨西哥还有其他国家也都是如此。我们墨西哥需要合作，我们也是对所有的合作机会持开放态度，我们是对全球都开放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开放态度，当然中国也可以这样，我们也正在为此努力。这就是我对你问题的答案，我希望我回答了您的问题。

提问：您觉得耶伦女士对中国的访问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将会如何，您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对此抱乐观态度，谢谢。

艾克多·多尔贝克尔：合作总是让人乐观的，我更侧重于中墨关系，而不是中美关系，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让您满意，回答您第二个问题方面。

汗·穆罕默德·瓦齐尔（Khan Muhammad Wazir）：感谢，我的问题比较具体，是给肖教授的，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相关的地区是非常多元化的，有不同的背景和历史等等，我们看到我们在业界，在建设方面还有在文化方面都有很多的联系和沟通，现在我们侧重于农业合作，但是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资源的有限性。

我觉得中巴经济走廊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让巴基斯坦更多地融入本地区，以利用他所提供的机会。所以巴基斯坦如何把更多的资源，或者把更多来自中国政府、中国私人部门的项目，让它的这些资源更多汇聚起来，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因为最终我们是需要区域融合的，谢谢。

肖耿：很好的问题，我跟您谈一谈我自己的经验吧。从历史上而言特别在中国，您刚才提到需要资金，资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事实上资金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如果你看所有成功的城市的话。

有很多来到中国的资金或者是资本，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国的资金和投资都是内部产生的，我们自己创造出了财富，它其实流出了本地区然后再以FDI（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流回中国。很多海外华人把投资带回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因为他们有很多好的项目。

所以中巴经济走廊对他而言，他的关键是要有成功的项目，比如说智慧城市，我们在智慧城市方面我们利用全球一系列优势，比如说数字技术等等，然后我们用它来创造项目，而项目又会创造出财富，有一些这样的财富可能会流出本地区和本国，但是最终它又会流回。

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大多数的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秘诀，关键不是缺钱，全世界已经被投资淹没了，大家都在寻找高回报的项目，不管在中国还是什么地方，所以钱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创造出有韧性的、成功的项目，这就是意味着我们依然要看传统的标准，就是由智慧城市，陈溪博士所发展出的一系列的指标，他是一个很好的顾问。

陈溪：因为在这次会议之前我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爱尔兰的几位先生聊过不同区域，欧洲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如何发展的问题，其实技术上我们非常有信心。

比如刚才我说的许红春先生，他是中吉乌铁路项目管理的总工程师，中尼铁路项目管理总工程师。我自己本身是瓜达尔港智慧城市总规划师。刚才中交是很多项目的总工，就是刚才台下那一位。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把《新闻联播》上能看到的所有总工都请过来，技术上并不是问题。

刚才万喆教授、朱旭峰院长提到的，我们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体系、不同的政策的背景下面，我们如何能够去把项目群建立起来，我也相信肖耿教授说的，资金不是问题，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把项目群在资金有保障、制度有衔接，也包括民心相通等等这些问题的大背景下面再来看待我们的，不光是智慧城市建设，而是整个区域项目群的建设，我想这个是我们特别想了解的，我想可能需要肖耿教授、朱旭峰教授、万喆教授从自己的金融治理、经济的不同角度来回答。当然多尔贝克尔先生您也可以回答。

肖耿：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再次强调钱不是问题，但是什么是问题？

就是我们讲的治理，治理有很多层次，从全球治理到一个国家的治理，到一个区域的治理，这里面有个秘密是什么东西？这些治理就是关于制度、关于规则，这些是人为的，只要我们发挥我们聪明才智，解放思想，脚踏实地，我们是可以想出办法的，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中国的成功和我们整个亚洲的成功里面最重要的，我们可以谈，我们可以建设性地谈，而不是一天到晚去打、去斗，所以这方面实际上朱院长、万教授还有多尔贝克尔先生都可以谈，也是作为我们的总结。

万喆：谢谢陈溪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问题以金融为例子，因为过去我在市场里面做机构的时候和这个离得比较近。我举两个例子来说。

第一，我不知道大家过去有没有看过美国的一个电影《环形使者》，里面说到一个概念，他要从未来回到现在，要消除过去的一些罪孽，他说你到未来不可能再犯罪了，你不可能再犯罪不会抓到，这就是智慧城市在未来非常重要的显现。

金融领域当中我们过去一直在提，比如职能监管、穿透式监管等等，如果是在二十年前或者十多年前，实际上在充分监管上，当然有一些技术上的，应该说也是有些难点、堵点在。现在如果再提的话，你会发现无论你是以新的哪一种模式监管，它的容易程度实际上是变高了。

为什么呢？我有一些朋友，就是我刚才说到我们在谈智慧城市的一些项目，他们是做技术出身的，就是专门做平行城市、智慧之类的，从这一个点利用大数据可以把所有的链接人和链接事物，就是物流、人流、金融流可以完全排布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穿透监管在大数据的监督下无所遁形了。

所以这一点来看我们也能够发现，目前其实咱们说你要建智慧城市也好，要建区域间合作乃至全球治理都好，其实目前的大数据或者互联网的新技术对它来说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流动性是呈级数增加，最简单每天看你的手机你就会发现你的信息和十年前、二十年前不能比，你能看到的信息量更不用说。就算你看到的信息量和你以前一个星期、一个月看到的信息量一样多。

现在的资金流也是如此，比如以前说反洗钱的时候，最早就是走私，你戴一个大金链子、大金表出海关，以这种方式洗钱。现在洗钱通道更加多元化，还有加密货币等等层出不穷。但是与此同时你会发现技术赋予你的社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水准又有非常大的助力，也就是搭载监控以后变得非常非常高，无孔不入。同时又对大家提出新的挑战，也就是说你如何在无孔不入之下保护隐私，如何在无所不知的前提下，在权力的屏障面前要收手，一个是政府治理能力首先要提高认识和意识的问题。

第二是要达成共识的问题，也就是你必须要和区域间合作国家，现在发现他的共识在他的域内，比如在一个国家之内，比如巴基斯坦或者某个国家，实际上你会发现它的上层、中层和下层的共识，越是他（需要）的共识（越）不能达成共识，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心联通”很重要，越不能达成共识，社会性分裂性越高、分化性越高，仅仅做“硬联通”甚至“软联通”，能起到的效果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好。因为他们社会能够共用一套价值观或者共用一套社会体系的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还要注重它也是一个双刃剑，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新技术来了以后，实际上带来了一个共同富裕，过去不存在，现在通过这个技术提升了，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带来一个转型的问题，就是有一部分人，刚才说老人以前不会用健康宝没有办法出门，也带来一个怎么公正转型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治理和公正转型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最终取得更好的社会共识来共同进步的问题，谢谢。

肖耿：接下来两位都是一句话。

朱旭峰：祝贺陈溪博士报告的发布。第二句，确实制度很重要，不多说了，基础设施本身是技术问题，但是背后的制度非常重要，有很多国家有很多例子可以看出因为制度的破坏导致很多东西没法做，谢谢。

艾克多·多尔贝克尔：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和祝贺，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今天的活动，对报告的发布我也表示我的祝贺，非常重要，我期待继续交流和合作。